By P.A.
如果大學都只在追逐國際排名，但對社會民生不聞不問，這是多樣的悲哀啊！
香港大學的尷尬．林沛理
Wednesday, September 29, 2010
大學的目標
如果大學都只在追逐國際排名，但對社會民生不聞不問，這是多樣的悲哀啊！
香港大學的尷尬．林沛理
Wednesday, August 18, 2010
港政改順利通過 澳政改何去何從
By T.W.
經千辛萬苦爭取得來有實質民主成分進步的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改良方案在6月25日順利通過，望能使香港日後的政制真正持續向前走。
港政改民主黨提出的改良方案
方案通過的關鍵，自然就是民主黨投下支持的8票。今次通過的立法會產生辦法，是經中央接納民主黨提出的“直選區議會功能組別”，或稱“一人兩票”改良方案，即新增的5個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由民選區議員提名，再由約320萬沒有傳統功能組別投票權的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使全港選民皆有兩票 (傳統功能組別選民一票地區直選一票所屬功能組別；一般選民一票地區直選一票新增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使立法會內原直選加上變相直選的議席比例增至近六成。
在表決前夕，港府接納改良方案，民主黨決定為政改投贊成票後，泛民激進陣營開始對民主黨展開狙擊，指責民主黨出賣香港民主，不斷退讓底線，放棄爭取終極普選目標，更甚是與中央“檯底交易”云云。民主黨與中央展開的破冰對話，本有兩大部分的訴求：一) 民主黨提出2012年方案要對2017年和2020年作出真普選承諾，即能保證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提名低門檻和2020年立法會選舉全面取消功能組別；二) 政府提出的5席新增連同原本的1席區議會功能議席，政府建議本由民選區議員互選，而民主黨則提出改成上段所指的改良方案，務能較大程度增加立法會的民主成分。對於第一點要求，中央堅持要按2007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辦事而拒絕作出承諾。在溝通過程中，民主黨認識到使中央對第一點作出承諾的機會渺茫，因此轉而堅持尋求階段性的民主成果，最後得到中央對第二點作出接受。
支持民主黨投贊成票的意見認為，改良方案使立法會內實質民主成分增加，而這種增加在將來是不可逆轉的，應該珍惜這種階段性成果，為日後政制繼續向前，繼而朝着2017年和2020年終極普選創造穩固有利條件。在客觀環境下，如政改再一次被否決，不見得能對邁向終極普選目標有利。
中央轉軚支持改良方案
6月上旬，中央指出改良方案等於變相直選5個新增區議會議席，違反2007年人大常委會直選與功能組別議席各佔一半的決定，本來各界對今次政改能最終通過不予寄望。然而在6月中旬，曾於5月底批評改良方案違反人大決定的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表示，該方案沒有違反人大決定，因為5席新增區議會議席，由沒有功能組別投票權的選民選出，這便不是一人一票的直選，值得考慮支持 (當筆者首次在電視上聽到此消息時，頓時感到今次政改終見曙光)。同一時間多位建制派人士紛紛改變看法，對改良方案放“暖風”，他們均表示方案中5個新區議會議席剔除傳統功能組別選民，而且候選人只限於區議員，所以不是分區直選，符合2007年人大決定。自此各界認為中央很大機會將會接納改良方案。改良方案最終在立法會表決政改前，獲中央接納。其後港府對此作正式宣佈，民主黨因而決定對政改投贊成票。
由中央起初指出改良方案違反人大決定，到政改表決前夕認為方案符合人大決定而予以接納，從這種轉變我們可以看出，對法規條文的不同詮釋，往往會給政治對話和互相妥協留下空間。而條文的“空泛”本身就是為了預留位置，為政治各方的博奕提供更大迴旋空間。條文越“空泛”，空間越大。如在今次政改中， 人大2007年的決定本身就沒有把內容表述得非常具體，只規定：“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卻沒有具體說明兩者選舉的方法，以使中央能掌有空間根據香港政情和民情作出“轉軚”，並使建制派人士能易於撰文支持改良方案，如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在明報提出：“人大常委會決議把“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二分，而政府已定義區議會屬功能組別，而由在其他功能組別選舉中沒有選舉權的普羅選民投票，技術上不是“分區直選””；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在明報寫道：“當年的決定只是規定直選議席和功能組別議員比例不變，並沒有規範功能組別議員的選舉辦法”。政治本身就是一種恆常的互動過程，這種過程反映出博奕各方不斷爭取各自政見的重要性。難道不作鍥而不捨的爭取，便能使得這次政改得以朝增加民主成分的方向通過嗎？
民主黨務實逐步爭取民主成分
筆者認為，民主黨在可行的“框架”內已盡可能爭取更多民主成分。今次方案未盡善而遺憾之處在於，未能成功爭取中央對2017年和2020年作具體的真普選承諾，但中央已斷言港府只獲人大常委會授權處理2012年兩個選舉的選舉辦法，並沒有獲授權處理隨後選舉的選舉辦法。在“博奕”過程中，民主黨深知中央對具體化真普選內容的讓步機會不大，遂退至力爭改良方案。在成功爭取有實質民主成分進步的方案下，如民主黨再運用否決權，那2012年政制確是不能向前走，政制發展前景將繼續深陷泥潭。一些較激進民主派人士的訴求，就是2012年實行雙普選，對於這個要求，務實上更沒有可能達到。人大的決定已清楚說明2012年兩個選舉不實行普選，“白紙黑字”是斷不能違反。日後我們樂於見到的是，泛民主派要為成功爭取2017年和2020年真正的普選作出持久努力。
在不能違反2007年人大決定的前提下，民主黨成功爭取改良方案而使政制得以向前走，又何罪之有呢？
澳基本法列明09年選舉辦法可修改
香港政制在2012年得以向前走的同時，澳門的情況又如何呢？
香港基本法附件列明2007年以後的選舉辦法可以作出修改。因此，港府曾於2005年推出政改方案，以修改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但當年方案未能取得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猶幸今年沒有重蹈政改被否決的覆轍。澳門基本法附件則列明2009年及以後的選舉辦法同樣可以修改。而事實上，澳門2009年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並沒作出修改，繼續沿用基本法附件內的現行產生辦法。
政改方案在提出前，需要預留一定時間作相關的前期預備工作，包括公眾諮詢和啟動修改選舉辦法的必經法律程序。例如，香港的選舉辦法如要作出修改，必須遵循2004年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內修改選舉辦法的程序的解釋，即通稱的“五步曲”，他解釋了修改選舉辦法的必經程序：行政長官首先需向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提請人大常委會決定兩個選舉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經人大常委會確定需要修改後，特區政府再向立法會提出修改方案，經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
然而在過去數年，澳門政府並沒有公開為未來政制發展向社會各界和公眾作廣泛諮詢。根據香港的經驗和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早前來澳表示，澳門的政改同樣需要經過“五步曲”，即首先需要獲得人大常委會確定選舉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而整個政改“五步曲”能啟動的第一步，就是在諮詢公眾和社會各界後，特首根據澳門社會對政制發展的主流意見，向人大常委會提交選舉辦法需要修改的報告。最後澳門2009年的兩個選舉不是因被立法會否決修改方案，而是因政府沒有提出修改方案，而沿用現有的選舉辦法。
立法會產生辦法需修改
澳門立法會的民主成分，本來已比香港較為落後。先說回歸後香港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演變。第一屆立法會 (1998年選出) 的組成，由人大在1990年作出的決定予以規定：分區直選20席，選舉委員會選出10席，功能組別30席。而香港基本法附件列明，第二屆立法會 (2000年選出) 的組成如下：分區直選24席，選舉委員會選出6席，功能組別30席；第三屆立法會 (2004年選出) 已增至分區直選和功能組別各30個議席。至於2008年選出的第四屆立法會，本來基本法規定可作出產生辦法的修改，但因政改方案在2005年被否決，而沿用上屆的產生辦法。
至於澳門的情況，人大在1993年作出的決定對第一屆立法會的組成作出如下規定：一人一票直選8席，間接選舉8席，特首委任7席。而澳門基本法附件列明，第二屆立法會 (2001年選出) 的組成如下：直選10席，間選10席，特首委任7席；第三屆立法會 (2005年選出) 比上屆增加2個直選議席，其餘兩種議席數量不變。至於2009年選出的第四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澳門基本法同樣規定可作出修改，但政府沒有提出修改方案，因此沿用上屆的辦法，三種議席比例維持不變，即是說現時澳門立法會內的直選議席，只佔總數約40%，仍未達到一半，因此立法會未能切實有效監督政府的施政和運作。在此前提下，澳門來屆的立法會產生辦法有必要作出修改。
政改前期工作需時
澳門來屆選舉將是2013年立法會和2014年行政長官選舉。根據香港於今年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的經驗，澳門如計劃修改來屆的選舉辦法，便需在2011年提出建議方案予立法會表決，這使得今年其實便要啟動相關前期工作。現以香港的情況，說明啟動政改的前期工作需耗時經年。
上文已指出，香港選舉辦法的修改，需要經過“五步曲”。由於香港基本法附件沒有明確說明選舉辦法的修改需要先由中央政府確定，人大常委會遂於2004年4月6日對基本法附件一和二內相關條文作了解釋，此即“五步曲”的由來。釋法後，特首於4月15日向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2007年和2008年兩個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4月26日，人大公佈決定，表明兩個產生辦法可作出修改，並規定2007年不實行普選行政長官，2008年立法會功能團體和直選議席各佔一半的比例維持不變。在此基礎上，港府於2005年12月提交政改方案予立法會表決，但最後遭到否決。
從2005年底至2007年中，港府的策略發展委員會 (策發會) 多次舉行了普選議題的會議，並就未來普選的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展開實質討論。2007年7月11日，政府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以策發會的討論和社會各界提供的建議為基礎，諮詢公眾對上述普選三個元素的意見。同年12月12日，特首根據公眾諮詢的主流意見，提交關於政制發展諮詢情況及2012年是否需要修改選舉辦法的報告，予人大常委會審議。12月29日，人大公佈決定，表明選舉辦法可作修改，規定2012年同樣不實行普選行政長官，立法會功能團體和直選議席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並給出2017年和2020年可實行普選的時間表。在此次人大決定的框架下，港府於2009年11月發表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及後在本年4月發表建議方案，最後民主黨提出的改良方案獲接納，政改方案在6月順利通過。
2017、2019年兩個選舉產生辦法的相關工作
上述香港的情況表明，就算以時間準備上相對2012年政改方案較為倉猝的2007/2008年政改方案為例，澳門如在2011年向立法會提出方案，以修改2013年立法會和2014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特首最遲今年便需提交報告，提請人大常委會決定選舉辦法是否需要修改，這表示在此前需要獲得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的解釋以說明政改“五步曲”。同時政府內部和社會各界更要着手對政制發展細則問題進行實質研究，並作廣泛公眾諮詢。然而2010年已過半，上述各項工作並沒有展開，更看不出有開始啟動的跡象，這意味2011年不可能提出政改方案。那政改方案可否在2012年提交予立法會表決？對於2013年舉行立法會選舉而言，時間非常倉猝。香港兩次的政改方案均在選舉年的前兩年發表，因需要預留足夠時間進行本地立法以修改具體的選舉方法。
當錯過了2013年和2014年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後，澳門政府和社會各界便需着手籌劃2017年立法會和2019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改工作。我們首先需要獲得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的解釋，這是政改工作的第一先決條件。
政制發展是澳門社會的重大事項，需要經過社會各界較長時間廣泛而深入的討論，集思廣益，盡可能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識。現在距離2017年還有較為充足的時間，但由於在回歸後澳門基本沒有政改的研究和討論，缺乏相關經驗，可以預料形成政制發展的主流共識需時較長。因此，政府相關官員和專家學者從最近開始便需要着手對政制發展作研究，諸如相關的憲制和法律問題等；此後與不同團體、社會人士、學者等展開廣泛討論和諮詢，包括政制發展的原則、兩個產生辦法修改的方向、長遠“雙普選”的準備工作等，以尋求較廣泛的共識，再以此為基礎展開廣泛公眾諮詢，這樣才有望在2015年或之前提出政改方案，以修改2017年和2019年兩個產生辦法。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8月16日《澳門日報》視野版
經千辛萬苦爭取得來有實質民主成分進步的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改良方案在6月25日順利通過，望能使香港日後的政制真正持續向前走。
港政改民主黨提出的改良方案
方案通過的關鍵，自然就是民主黨投下支持的8票。今次通過的立法會產生辦法，是經中央接納民主黨提出的“直選區議會功能組別”，或稱“一人兩票”改良方案，即新增的5個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由民選區議員提名，再由約320萬沒有傳統功能組別投票權的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使全港選民皆有兩票 (傳統功能組別選民一票地區直選一票所屬功能組別；一般選民一票地區直選一票新增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使立法會內原直選加上變相直選的議席比例增至近六成。
在表決前夕，港府接納改良方案，民主黨決定為政改投贊成票後，泛民激進陣營開始對民主黨展開狙擊，指責民主黨出賣香港民主，不斷退讓底線，放棄爭取終極普選目標，更甚是與中央“檯底交易”云云。民主黨與中央展開的破冰對話，本有兩大部分的訴求：一) 民主黨提出2012年方案要對2017年和2020年作出真普選承諾，即能保證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提名低門檻和2020年立法會選舉全面取消功能組別；二) 政府提出的5席新增連同原本的1席區議會功能議席，政府建議本由民選區議員互選，而民主黨則提出改成上段所指的改良方案，務能較大程度增加立法會的民主成分。對於第一點要求，中央堅持要按2007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辦事而拒絕作出承諾。在溝通過程中，民主黨認識到使中央對第一點作出承諾的機會渺茫，因此轉而堅持尋求階段性的民主成果，最後得到中央對第二點作出接受。
支持民主黨投贊成票的意見認為，改良方案使立法會內實質民主成分增加，而這種增加在將來是不可逆轉的，應該珍惜這種階段性成果，為日後政制繼續向前，繼而朝着2017年和2020年終極普選創造穩固有利條件。在客觀環境下，如政改再一次被否決，不見得能對邁向終極普選目標有利。
中央轉軚支持改良方案
6月上旬，中央指出改良方案等於變相直選5個新增區議會議席，違反2007年人大常委會直選與功能組別議席各佔一半的決定，本來各界對今次政改能最終通過不予寄望。然而在6月中旬，曾於5月底批評改良方案違反人大決定的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表示，該方案沒有違反人大決定，因為5席新增區議會議席，由沒有功能組別投票權的選民選出，這便不是一人一票的直選，值得考慮支持 (當筆者首次在電視上聽到此消息時，頓時感到今次政改終見曙光)。同一時間多位建制派人士紛紛改變看法，對改良方案放“暖風”，他們均表示方案中5個新區議會議席剔除傳統功能組別選民，而且候選人只限於區議員，所以不是分區直選，符合2007年人大決定。自此各界認為中央很大機會將會接納改良方案。改良方案最終在立法會表決政改前，獲中央接納。其後港府對此作正式宣佈，民主黨因而決定對政改投贊成票。
由中央起初指出改良方案違反人大決定，到政改表決前夕認為方案符合人大決定而予以接納，從這種轉變我們可以看出，對法規條文的不同詮釋，往往會給政治對話和互相妥協留下空間。而條文的“空泛”本身就是為了預留位置，為政治各方的博奕提供更大迴旋空間。條文越“空泛”，空間越大。如在今次政改中， 人大2007年的決定本身就沒有把內容表述得非常具體，只規定：“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卻沒有具體說明兩者選舉的方法，以使中央能掌有空間根據香港政情和民情作出“轉軚”，並使建制派人士能易於撰文支持改良方案，如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在明報提出：“人大常委會決議把“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二分，而政府已定義區議會屬功能組別，而由在其他功能組別選舉中沒有選舉權的普羅選民投票，技術上不是“分區直選””；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在明報寫道：“當年的決定只是規定直選議席和功能組別議員比例不變，並沒有規範功能組別議員的選舉辦法”。政治本身就是一種恆常的互動過程，這種過程反映出博奕各方不斷爭取各自政見的重要性。難道不作鍥而不捨的爭取，便能使得這次政改得以朝增加民主成分的方向通過嗎？
民主黨務實逐步爭取民主成分
筆者認為，民主黨在可行的“框架”內已盡可能爭取更多民主成分。今次方案未盡善而遺憾之處在於，未能成功爭取中央對2017年和2020年作具體的真普選承諾，但中央已斷言港府只獲人大常委會授權處理2012年兩個選舉的選舉辦法，並沒有獲授權處理隨後選舉的選舉辦法。在“博奕”過程中，民主黨深知中央對具體化真普選內容的讓步機會不大，遂退至力爭改良方案。在成功爭取有實質民主成分進步的方案下，如民主黨再運用否決權，那2012年政制確是不能向前走，政制發展前景將繼續深陷泥潭。一些較激進民主派人士的訴求，就是2012年實行雙普選，對於這個要求，務實上更沒有可能達到。人大的決定已清楚說明2012年兩個選舉不實行普選，“白紙黑字”是斷不能違反。日後我們樂於見到的是，泛民主派要為成功爭取2017年和2020年真正的普選作出持久努力。
在不能違反2007年人大決定的前提下，民主黨成功爭取改良方案而使政制得以向前走，又何罪之有呢？
澳基本法列明09年選舉辦法可修改
香港政制在2012年得以向前走的同時，澳門的情況又如何呢？
香港基本法附件列明2007年以後的選舉辦法可以作出修改。因此，港府曾於2005年推出政改方案，以修改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但當年方案未能取得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猶幸今年沒有重蹈政改被否決的覆轍。澳門基本法附件則列明2009年及以後的選舉辦法同樣可以修改。而事實上，澳門2009年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並沒作出修改，繼續沿用基本法附件內的現行產生辦法。
政改方案在提出前，需要預留一定時間作相關的前期預備工作，包括公眾諮詢和啟動修改選舉辦法的必經法律程序。例如，香港的選舉辦法如要作出修改，必須遵循2004年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內修改選舉辦法的程序的解釋，即通稱的“五步曲”，他解釋了修改選舉辦法的必經程序：行政長官首先需向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提請人大常委會決定兩個選舉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經人大常委會確定需要修改後，特區政府再向立法會提出修改方案，經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
然而在過去數年，澳門政府並沒有公開為未來政制發展向社會各界和公眾作廣泛諮詢。根據香港的經驗和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早前來澳表示，澳門的政改同樣需要經過“五步曲”，即首先需要獲得人大常委會確定選舉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而整個政改“五步曲”能啟動的第一步，就是在諮詢公眾和社會各界後，特首根據澳門社會對政制發展的主流意見，向人大常委會提交選舉辦法需要修改的報告。最後澳門2009年的兩個選舉不是因被立法會否決修改方案，而是因政府沒有提出修改方案，而沿用現有的選舉辦法。
立法會產生辦法需修改
澳門立法會的民主成分，本來已比香港較為落後。先說回歸後香港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演變。第一屆立法會 (1998年選出) 的組成，由人大在1990年作出的決定予以規定：分區直選20席，選舉委員會選出10席，功能組別30席。而香港基本法附件列明，第二屆立法會 (2000年選出) 的組成如下：分區直選24席，選舉委員會選出6席，功能組別30席；第三屆立法會 (2004年選出) 已增至分區直選和功能組別各30個議席。至於2008年選出的第四屆立法會，本來基本法規定可作出產生辦法的修改，但因政改方案在2005年被否決，而沿用上屆的產生辦法。
至於澳門的情況，人大在1993年作出的決定對第一屆立法會的組成作出如下規定：一人一票直選8席，間接選舉8席，特首委任7席。而澳門基本法附件列明，第二屆立法會 (2001年選出) 的組成如下：直選10席，間選10席，特首委任7席；第三屆立法會 (2005年選出) 比上屆增加2個直選議席，其餘兩種議席數量不變。至於2009年選出的第四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澳門基本法同樣規定可作出修改，但政府沒有提出修改方案，因此沿用上屆的辦法，三種議席比例維持不變，即是說現時澳門立法會內的直選議席，只佔總數約40%，仍未達到一半，因此立法會未能切實有效監督政府的施政和運作。在此前提下，澳門來屆的立法會產生辦法有必要作出修改。
政改前期工作需時
澳門來屆選舉將是2013年立法會和2014年行政長官選舉。根據香港於今年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的經驗，澳門如計劃修改來屆的選舉辦法，便需在2011年提出建議方案予立法會表決，這使得今年其實便要啟動相關前期工作。現以香港的情況，說明啟動政改的前期工作需耗時經年。
上文已指出，香港選舉辦法的修改，需要經過“五步曲”。由於香港基本法附件沒有明確說明選舉辦法的修改需要先由中央政府確定，人大常委會遂於2004年4月6日對基本法附件一和二內相關條文作了解釋，此即“五步曲”的由來。釋法後，特首於4月15日向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2007年和2008年兩個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4月26日，人大公佈決定，表明兩個產生辦法可作出修改，並規定2007年不實行普選行政長官，2008年立法會功能團體和直選議席各佔一半的比例維持不變。在此基礎上，港府於2005年12月提交政改方案予立法會表決，但最後遭到否決。
從2005年底至2007年中，港府的策略發展委員會 (策發會) 多次舉行了普選議題的會議，並就未來普選的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展開實質討論。2007年7月11日，政府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以策發會的討論和社會各界提供的建議為基礎，諮詢公眾對上述普選三個元素的意見。同年12月12日，特首根據公眾諮詢的主流意見，提交關於政制發展諮詢情況及2012年是否需要修改選舉辦法的報告，予人大常委會審議。12月29日，人大公佈決定，表明選舉辦法可作修改，規定2012年同樣不實行普選行政長官，立法會功能團體和直選議席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並給出2017年和2020年可實行普選的時間表。在此次人大決定的框架下，港府於2009年11月發表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及後在本年4月發表建議方案，最後民主黨提出的改良方案獲接納，政改方案在6月順利通過。
2017、2019年兩個選舉產生辦法的相關工作
上述香港的情況表明，就算以時間準備上相對2012年政改方案較為倉猝的2007/2008年政改方案為例，澳門如在2011年向立法會提出方案，以修改2013年立法會和2014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特首最遲今年便需提交報告，提請人大常委會決定選舉辦法是否需要修改，這表示在此前需要獲得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的解釋以說明政改“五步曲”。同時政府內部和社會各界更要着手對政制發展細則問題進行實質研究，並作廣泛公眾諮詢。然而2010年已過半，上述各項工作並沒有展開，更看不出有開始啟動的跡象，這意味2011年不可能提出政改方案。那政改方案可否在2012年提交予立法會表決？對於2013年舉行立法會選舉而言，時間非常倉猝。香港兩次的政改方案均在選舉年的前兩年發表，因需要預留足夠時間進行本地立法以修改具體的選舉方法。
當錯過了2013年和2014年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後，澳門政府和社會各界便需着手籌劃2017年立法會和2019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改工作。我們首先需要獲得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的解釋，這是政改工作的第一先決條件。
政制發展是澳門社會的重大事項，需要經過社會各界較長時間廣泛而深入的討論，集思廣益，盡可能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識。現在距離2017年還有較為充足的時間，但由於在回歸後澳門基本沒有政改的研究和討論，缺乏相關經驗，可以預料形成政制發展的主流共識需時較長。因此，政府相關官員和專家學者從最近開始便需要着手對政制發展作研究，諸如相關的憲制和法律問題等；此後與不同團體、社會人士、學者等展開廣泛討論和諮詢，包括政制發展的原則、兩個產生辦法修改的方向、長遠“雙普選”的準備工作等，以尋求較廣泛的共識，再以此為基礎展開廣泛公眾諮詢，這樣才有望在2015年或之前提出政改方案，以修改2017年和2019年兩個產生辦法。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8月16日《澳門日報》視野版
Thursday, July 29, 2010
中國能在毫無誠信的情況下形成暢順運作的安全社會？
By T.W.
當今談論中國的誠信狀況無疑似是陳腔濫調，很多人對此已感「冇氣」、「嘥口水」。然而筆者在本文內所轉載的文章正是談當今國人對誠信的潛意識。筆者並不是打算一頭栽進去談中國誠信而自打嘴巴，而是想藉此反映中國現今犬儒現象的一面，並由於誠信缺失不能改變所帶來的沮喪而對此作一番「犬儒」戲謔之言。
一些時評家指出當今中國社會早已彌漫著一股犬儒風尚。在轉載文章中，作者指出當今國人的不講誠信已到了「成精」的地步，打從心底裡不視誠信是甚麼一回事。筆者認為這種深透血液內的想法本身就是中國犬儒現象的其一反映。本文的標題正是筆者的一種「犬儒式」戲言 (永不期望中國會迎來誠信的一天)。
關於中國的犬儒主義，讀者可在網絡上看到各種解釋和討論，香港文化評論人梁文道先生的兩篇文章 (註) 對此作了形象的看法，在此筆者亦嘗試給出一些看法。在長期普遍貪污腐敗、官商勾結欺壓百姓、各種嚴重罪案頻仍、假冒偽劣產品泛濫、醫療教育千瘡百孔、低下階層和眾多農民生活艱苦的狀況下，部分民眾尤其青年人漸對社會各種險惡和不公顯得麻木，漸用冷嘲熱諷的消極態度處之，「說甚麼都沒用」是他們的格言，他們打從一開始便不相信所有東西，並演變成自私自利，與他人接觸時總以自我為中心，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盡情享樂。他們對社會不公腐敗鄙視之餘，自己本身對他人亦變得冷漠，例如缺乏同情心本是一種負面現象，但對事物的消極麻木反過來又使他們認為無必要對他人寄予同情心。
在看畢以下兩篇轉載文章後 (藍色字體標示)，讀者將會知道兩文中作者表達的看法，那就是老生常談的中國誠信崩潰。之後，筆者對誠信與良好社會運作的關係作一些補充。最後，正如本文標題所示，筆者會帶大家「犬儒」一番。
以下兩文轉載自《澳門日報》新園地7月19日和20日專欄《網海撈針》
7月19日 “西畢門”事件‧二之一 ------ 西畢生 作者：尤民
最近網上又有個新名詞，叫“西畢生”，即是“美國西太平洋大學畢業生”。這個“西太平洋大學”寂寂無聞，但其校友卻大有來頭。據網民爆料，光其工商管理課程博士班的國內校友就有百多人，而且大都是政府機構的管理人員以至領導，而其中聲名最顯赫的，是有IT界“打工皇帝”之稱的唐駿。這位唐先生曾任微軟中國公司總裁、盛大網絡總裁，現任上市公司新華都集團總裁兼CEO；其著作的《我的成功可以複製》是一版再版的暢銷書，被國內無數年輕打工仔奉為偶像。
可就是這位春風得意的唐總，最近被著名的“打假專家”方舟子揭發其學歷有問題。方舟子先是質疑唐駿聲稱的美國加州理工大學博士學位有水分，因他查該校校友紀錄並無唐駿；唐駿事後稱自己是畢業於“美國西太平洋大學”的，可方舟子追查之下，揭發這家大學根本是“野雞大學”，無博士學位頒授權力之餘，更是靠賣文憑為業。也就是說，唐駿的學位不是讀回來的，是買回來的。由於唐駿這幾年風頭正盛，這件事受到極大關注，連平面媒體也參與進來，越鬧越大，製造出“學歷門”事件。網民新造了個“西畢大”的名詞，諷刺那些假學歷者。據說某網站兩日之內有百多個名人詞條內的學歷說明被修改了。
如果唐駿的學歷造假，他不是第一人，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想當年，香港的“小超人”李澤楷也被揭發其招股書內的學歷說明有誤，涉嫌虛報，逼得他要公開道歉。
直到本文寫作為止，唐駿並沒有出來進一步澄清，只在其個人博客上宣佈不再回應此事。不過，唐總始終得出來有個交代的，因為唐駿當年出任盛大網路公司總裁時，在向美國證監會提交的招股書上，也列明自己是“西畢生”。如果造假是真，那可得負刑事責任。在香港，虛報學歷也是刑事罪行，使用虛假文件或學歷證明，最高可被判監禁十四年。
叫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一件涉及個人誠信，以及上市公司股東利益的事，卻有許多網民站出來挺唐駿。內容如何，明天再談。
(此轉載文完)
7月20日 “西畢門”事件‧二之二 ------ 英雄莫問出處？ 作者：尤民
昨日說到國內“打假專家”方舟子揭發有“打工皇帝”之稱的唐駿學歷造假，引發“學歷門”事件，網上當然為之口水橫飛，而且還有許多是挺唐駿的，說方舟子是借打擊名人炒作自己。
有網民說：“這個方舟子是抓住了公眾的仇富心態，借題發揮嘩眾取寵而已，以前我不知道他是何許人，現在我知道了，所以他比以前更出名了。應該說他成功了。但我想說的是唐駿激勵了像我這樣的許多打工者，也傳遞了許多有見地的觀念，而且這些觀念都是教導人向善的觀念，這就夠了，即使他學歷作假也不代表誠信有問題，我就不信哪個知識分子從小到大考試沒作過弊，沒說過自抬身價的謊言！”更有人出言大罵：“這個方舟子垃圾，人家學歷關你個鳥事。你是博士又怎樣啊，有甚麼成果出來了？舔唐駿屁股都沒資格。”“中國需要唐駿這樣的實幹家，需要為社會創造財富的人才，唐駿就是這樣的人才。相反國人不需要方舟子這樣的人渣，自己不為社會創造財富，還去刁難別人為社會創造財富。”
看到這些回應，筆者是驚訝得目瞪口呆的。甚麼？中國人甚麼時候變得這麼寬容了，連作假也可以因其是名人而為之開脫？怪不得“毒奶粉”事件又不了了之。
許多人說“英雄莫問出處”，比爾‧蓋茨大學都還沒畢業呢，唐駿今天的成功與其學歷沒有關係。這些“唐派”擁護者搞錯了邏輯。是的，蓋茨大學沒讀完，但蓋茨老實地承認了自己的退學，並沒去買一個學位回來為自己頭上添光環，更沒在招股書上說自己是甚麼博士；英雄是莫問出處，但正如方舟子說的，我們不鄙視學歷低的人，我們鄙視學歷假的人。
一個唐駿學歷造假沒甚麼，這麼多人為唐駿開脫才可怕──我們國人的道德水平已到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只要成功，可以造假？怪不得我們的假貨成行成市了。
誠信是一項社會資本；沒有了誠信，社會也無謂合作，經濟活動也無從進行，整個社會便會陷入癱瘓，因此誠信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石。這也是為甚麼在外國虛報學歷是刑事罪行。只問成功，不問誠信，不知是否我們中國特色之一？
(此轉載文完)
轉載文章的作者最後總結指出，誠信是市場經濟得以順利運行的基石，筆者以下先對此作一些補充。
在發達地區，成熟健全的制度對市場能順利運作非常重要，是維持市場有序暢順運行的根本保證，但與此同時，市場運作還得仰賴交易個體間的互相信任。在缺乏互信下，縱使有良好的制度，交易各方的互動必然要花費大力氣，這樣社會的便利性和發展進程必大受制肘。在社會層面上，當出現由於不誠實而引起的紛爭時，勢必動不動就訴諸法律，法院系統將陷癱瘓。至於在微觀層面上，西方社會的商業交易，雙方往往先口頭談好條件，達成共識，書面合約隨後才補上，他們不用在簽約前整天擔憂任何一方隨時反悔。而有時為了使事業更快更好地進行，交易雙方也許在簽約前會預先作一些花費較少的前期準備工作，他們大多不用擔心對方中途對早前達成的共識反悔，而訂出損害另一方利益的合約，繼而使受損一方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這很大程度要依靠雙方互信。如交易各方全沒互信，合約內容勢必倍加繁瑣，而要訂立滴水不漏的合約或許需要支付更多的法律成本，而且他們在簽約前絕不開展任何準備工作，這可能會錯失一些商業良機，到最後交易成本必然大增。總的而言，在有健全制度作終極保證的前提下，發達地區資本主義市場的交易者往往會注重誠信，使日常生活和生產能順利進行。
國內民眾長期身處缺乏誠信的社會環境下，不產生「只問成功，不問誠信」的心態才怪。與其說這些「唐派」網民道德水平已到了令人不寒而慄的地步，倒不如說他們的犬儒心態在作祟，諸如「誠信沒有用」、「誠信不能當飯吃」、「誠信會落得可悲的下場」等。社會普遍的陰暗腐敗導致民眾的犬儒，而犬儒的消極反過來又會成為社會繼續悲涼的推手。「只問成功，不問誠信」與另一種社會思潮「笑貧不笑娼」又是何其的相似。
對於中國的誠信狀況，筆者已不屑於再苦口婆心地作道德懇求，不再探究和思考怎樣才能逐步提高國人誠信。相反，冥頑不靈的誠信缺失使筆者心生「犬儒」的悔氣想法。我們能不能探索和發掘出一條「中國特式」的路，開發出一種「嚴密制度」，使全無互信可言的社會，仍能暢順地運行呢？國人不能脫掉天生的欺詐「基因」，千方百計欺騙他人，卻能保證每個人能掌握正確資訊，個人不會因社會欺騙泛濫而利益受損，在這情況下把中國發展成擁有「發達」的生活環境，每個人都能安心地生活，生命財產得到保障。無良商家為使成本最小化，不惜扭盡六壬，設法使用毒物生產食品和藥品，但「富有特色的制度」卻使消費者最終能相安無事購得安全食品和藥品。在這種毫無誠信的環境下，官員，無良商人與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間必時刻互相懷有強烈敵意，但最終國人卻能過上不受毒物和各種犯罪行為所害的安全生活。要實現以上所述，社會上每個生活和生產細節都要制訂繁瑣無比的程序，而且要對之嚴密執行，一步也絕不能少。這種與傳統西方發達經濟體截然不同的「高成本」獨特運作方式，能否在中國實現呢？
筆者以上的想法，大家可稱之為「犬儒上身」，或可稱之為「偏執狂」。
註：該兩篇文章分別為：《逆向的犬儒》和《犬儒時代的信任》。
當今談論中國的誠信狀況無疑似是陳腔濫調，很多人對此已感「冇氣」、「嘥口水」。然而筆者在本文內所轉載的文章正是談當今國人對誠信的潛意識。筆者並不是打算一頭栽進去談中國誠信而自打嘴巴，而是想藉此反映中國現今犬儒現象的一面，並由於誠信缺失不能改變所帶來的沮喪而對此作一番「犬儒」戲謔之言。
一些時評家指出當今中國社會早已彌漫著一股犬儒風尚。在轉載文章中，作者指出當今國人的不講誠信已到了「成精」的地步，打從心底裡不視誠信是甚麼一回事。筆者認為這種深透血液內的想法本身就是中國犬儒現象的其一反映。本文的標題正是筆者的一種「犬儒式」戲言 (永不期望中國會迎來誠信的一天)。
關於中國的犬儒主義，讀者可在網絡上看到各種解釋和討論，香港文化評論人梁文道先生的兩篇文章 (註) 對此作了形象的看法，在此筆者亦嘗試給出一些看法。在長期普遍貪污腐敗、官商勾結欺壓百姓、各種嚴重罪案頻仍、假冒偽劣產品泛濫、醫療教育千瘡百孔、低下階層和眾多農民生活艱苦的狀況下，部分民眾尤其青年人漸對社會各種險惡和不公顯得麻木，漸用冷嘲熱諷的消極態度處之，「說甚麼都沒用」是他們的格言，他們打從一開始便不相信所有東西，並演變成自私自利，與他人接觸時總以自我為中心，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盡情享樂。他們對社會不公腐敗鄙視之餘，自己本身對他人亦變得冷漠，例如缺乏同情心本是一種負面現象，但對事物的消極麻木反過來又使他們認為無必要對他人寄予同情心。
在看畢以下兩篇轉載文章後 (藍色字體標示)，讀者將會知道兩文中作者表達的看法，那就是老生常談的中國誠信崩潰。之後，筆者對誠信與良好社會運作的關係作一些補充。最後，正如本文標題所示，筆者會帶大家「犬儒」一番。
以下兩文轉載自《澳門日報》新園地7月19日和20日專欄《網海撈針》
7月19日 “西畢門”事件‧二之一 ------ 西畢生 作者：尤民
最近網上又有個新名詞，叫“西畢生”，即是“美國西太平洋大學畢業生”。這個“西太平洋大學”寂寂無聞，但其校友卻大有來頭。據網民爆料，光其工商管理課程博士班的國內校友就有百多人，而且大都是政府機構的管理人員以至領導，而其中聲名最顯赫的，是有IT界“打工皇帝”之稱的唐駿。這位唐先生曾任微軟中國公司總裁、盛大網絡總裁，現任上市公司新華都集團總裁兼CEO；其著作的《我的成功可以複製》是一版再版的暢銷書，被國內無數年輕打工仔奉為偶像。
可就是這位春風得意的唐總，最近被著名的“打假專家”方舟子揭發其學歷有問題。方舟子先是質疑唐駿聲稱的美國加州理工大學博士學位有水分，因他查該校校友紀錄並無唐駿；唐駿事後稱自己是畢業於“美國西太平洋大學”的，可方舟子追查之下，揭發這家大學根本是“野雞大學”，無博士學位頒授權力之餘，更是靠賣文憑為業。也就是說，唐駿的學位不是讀回來的，是買回來的。由於唐駿這幾年風頭正盛，這件事受到極大關注，連平面媒體也參與進來，越鬧越大，製造出“學歷門”事件。網民新造了個“西畢大”的名詞，諷刺那些假學歷者。據說某網站兩日之內有百多個名人詞條內的學歷說明被修改了。
如果唐駿的學歷造假，他不是第一人，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想當年，香港的“小超人”李澤楷也被揭發其招股書內的學歷說明有誤，涉嫌虛報，逼得他要公開道歉。
直到本文寫作為止，唐駿並沒有出來進一步澄清，只在其個人博客上宣佈不再回應此事。不過，唐總始終得出來有個交代的，因為唐駿當年出任盛大網路公司總裁時，在向美國證監會提交的招股書上，也列明自己是“西畢生”。如果造假是真，那可得負刑事責任。在香港，虛報學歷也是刑事罪行，使用虛假文件或學歷證明，最高可被判監禁十四年。
叫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一件涉及個人誠信，以及上市公司股東利益的事，卻有許多網民站出來挺唐駿。內容如何，明天再談。
(此轉載文完)
7月20日 “西畢門”事件‧二之二 ------ 英雄莫問出處？ 作者：尤民
昨日說到國內“打假專家”方舟子揭發有“打工皇帝”之稱的唐駿學歷造假，引發“學歷門”事件，網上當然為之口水橫飛，而且還有許多是挺唐駿的，說方舟子是借打擊名人炒作自己。
有網民說：“這個方舟子是抓住了公眾的仇富心態，借題發揮嘩眾取寵而已，以前我不知道他是何許人，現在我知道了，所以他比以前更出名了。應該說他成功了。但我想說的是唐駿激勵了像我這樣的許多打工者，也傳遞了許多有見地的觀念，而且這些觀念都是教導人向善的觀念，這就夠了，即使他學歷作假也不代表誠信有問題，我就不信哪個知識分子從小到大考試沒作過弊，沒說過自抬身價的謊言！”更有人出言大罵：“這個方舟子垃圾，人家學歷關你個鳥事。你是博士又怎樣啊，有甚麼成果出來了？舔唐駿屁股都沒資格。”“中國需要唐駿這樣的實幹家，需要為社會創造財富的人才，唐駿就是這樣的人才。相反國人不需要方舟子這樣的人渣，自己不為社會創造財富，還去刁難別人為社會創造財富。”
看到這些回應，筆者是驚訝得目瞪口呆的。甚麼？中國人甚麼時候變得這麼寬容了，連作假也可以因其是名人而為之開脫？怪不得“毒奶粉”事件又不了了之。
許多人說“英雄莫問出處”，比爾‧蓋茨大學都還沒畢業呢，唐駿今天的成功與其學歷沒有關係。這些“唐派”擁護者搞錯了邏輯。是的，蓋茨大學沒讀完，但蓋茨老實地承認了自己的退學，並沒去買一個學位回來為自己頭上添光環，更沒在招股書上說自己是甚麼博士；英雄是莫問出處，但正如方舟子說的，我們不鄙視學歷低的人，我們鄙視學歷假的人。
一個唐駿學歷造假沒甚麼，這麼多人為唐駿開脫才可怕──我們國人的道德水平已到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只要成功，可以造假？怪不得我們的假貨成行成市了。
誠信是一項社會資本；沒有了誠信，社會也無謂合作，經濟活動也無從進行，整個社會便會陷入癱瘓，因此誠信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石。這也是為甚麼在外國虛報學歷是刑事罪行。只問成功，不問誠信，不知是否我們中國特色之一？
(此轉載文完)
轉載文章的作者最後總結指出，誠信是市場經濟得以順利運行的基石，筆者以下先對此作一些補充。
在發達地區，成熟健全的制度對市場能順利運作非常重要，是維持市場有序暢順運行的根本保證，但與此同時，市場運作還得仰賴交易個體間的互相信任。在缺乏互信下，縱使有良好的制度，交易各方的互動必然要花費大力氣，這樣社會的便利性和發展進程必大受制肘。在社會層面上，當出現由於不誠實而引起的紛爭時，勢必動不動就訴諸法律，法院系統將陷癱瘓。至於在微觀層面上，西方社會的商業交易，雙方往往先口頭談好條件，達成共識，書面合約隨後才補上，他們不用在簽約前整天擔憂任何一方隨時反悔。而有時為了使事業更快更好地進行，交易雙方也許在簽約前會預先作一些花費較少的前期準備工作，他們大多不用擔心對方中途對早前達成的共識反悔，而訂出損害另一方利益的合約，繼而使受損一方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這很大程度要依靠雙方互信。如交易各方全沒互信，合約內容勢必倍加繁瑣，而要訂立滴水不漏的合約或許需要支付更多的法律成本，而且他們在簽約前絕不開展任何準備工作，這可能會錯失一些商業良機，到最後交易成本必然大增。總的而言，在有健全制度作終極保證的前提下，發達地區資本主義市場的交易者往往會注重誠信，使日常生活和生產能順利進行。
國內民眾長期身處缺乏誠信的社會環境下，不產生「只問成功，不問誠信」的心態才怪。與其說這些「唐派」網民道德水平已到了令人不寒而慄的地步，倒不如說他們的犬儒心態在作祟，諸如「誠信沒有用」、「誠信不能當飯吃」、「誠信會落得可悲的下場」等。社會普遍的陰暗腐敗導致民眾的犬儒，而犬儒的消極反過來又會成為社會繼續悲涼的推手。「只問成功，不問誠信」與另一種社會思潮「笑貧不笑娼」又是何其的相似。
對於中國的誠信狀況，筆者已不屑於再苦口婆心地作道德懇求，不再探究和思考怎樣才能逐步提高國人誠信。相反，冥頑不靈的誠信缺失使筆者心生「犬儒」的悔氣想法。我們能不能探索和發掘出一條「中國特式」的路，開發出一種「嚴密制度」，使全無互信可言的社會，仍能暢順地運行呢？國人不能脫掉天生的欺詐「基因」，千方百計欺騙他人，卻能保證每個人能掌握正確資訊，個人不會因社會欺騙泛濫而利益受損，在這情況下把中國發展成擁有「發達」的生活環境，每個人都能安心地生活，生命財產得到保障。無良商家為使成本最小化，不惜扭盡六壬，設法使用毒物生產食品和藥品，但「富有特色的制度」卻使消費者最終能相安無事購得安全食品和藥品。在這種毫無誠信的環境下，官員，無良商人與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間必時刻互相懷有強烈敵意，但最終國人卻能過上不受毒物和各種犯罪行為所害的安全生活。要實現以上所述，社會上每個生活和生產細節都要制訂繁瑣無比的程序，而且要對之嚴密執行，一步也絕不能少。這種與傳統西方發達經濟體截然不同的「高成本」獨特運作方式，能否在中國實現呢？
筆者以上的想法，大家可稱之為「犬儒上身」，或可稱之為「偏執狂」。
註：該兩篇文章分別為：《逆向的犬儒》和《犬儒時代的信任》。
Wednesday, May 12, 2010
住房與兒童成長問題
By T.W.
社會問題往往是一環扣一環的。
高樓價問題近年成為內地和港澳的熱話，是低收入群體和夾心階層的怨氣之一。無樓的低收入家庭要承受愈加沉重的租金壓力，夾心階層則“上樓”無望。本文無意參與置業無望問題的討論，反倒希望藉此帶出一個擾人的問題，那就是我們始終面臨着跨代貧窮的陰霾。
四月廿八日《澳門日報》的“閒聊坊”專欄提到低收入階層因經常被迫遷以致頻繁搬屋，居住環境的頻繁轉變使孩子深感困擾，因迫遷而受害最深的是本來應該擁有快樂童年的下一代。當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不能有一個安穩居所時，那是很令人感到沮喪的。社會需要竭力為孩子提供健康快樂的成長環境，並提供良好的教育。頻繁轉換居住環境，人為地扼殺了小孩本應可享有的良好成長環境，打擊了他們的學習和個人成長。這些小孩的遭遇大有可能在若干年後造成青少年問題。
具體而言，最嚴重的會導致他們學壞，包括聯群結黨欺凌他人、濫藥，甚或從事非法勾當等等；而沒有“正式學壞”的，由於他們學習的基礎、興趣和積極性受到衝擊，導致成績未如理想而頻繁留級，或中途輟學；有的勉強完成中學。縱使這些童年時期持續受困的青少年將來有幸能進入大學，但童年不理想的成長環境使然，會埋下“犬儒”種子，不談抱負和理想這等“抽象”的東西，讀大學只求一紙證書，畢業後能更好地找工作，並如熱鍋螞蟻般渴求快快升職加薪，一切只向錢看 (當然此乃人之常情，但我在這裡特指的是以犬儒和悲情的心態對待工作和生活的青年)，他們的人生價值觀已積重難返。
綜上所述，頻繁搬屋這種扼殺孩子健康成長的負面因素，導致這些孩子將來的學歷水平，或曰“個人發展水平”，相對其他群體而言處於劣勢，和他們的父母輩相比並不能有大幅度的提升，致使他們終歸在低下階層圈內打轉，取得“全人發展”的希望消失。在當今澳門人均生產總值節節上升並追近西方發達國的年代，我們的孩子應該享有有助他們日後適應新世紀挑戰的理想成長環境的“合法性”(Legitimacy)。
相比起兒童成長問題，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住房問題是建基於一些相對更“理想化”的想法 (夾心階層和新一代“上樓”)。其實重點已經不再是爭論政府是否有義務確保新一代較易上樓這等表面化的問題那樣簡單，而是背後有一個更為關鍵但常被人有意無意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兒童應受到關顧 (不是溺愛) 不應該受到扼殺。正如本文所述，兒童快樂健康地成長關乎社會未來的形態和長遠競爭力。折衷地說，縱使政府未能妥善處理好成人世界的民生問題，兒童問題絕對沒有失守的理由。但無奈的是，衝擊着成人世界的問題，大多都不由自主地也衝着兒童而來。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5月10日《澳門日報》新園地
社會問題往往是一環扣一環的。
高樓價問題近年成為內地和港澳的熱話，是低收入群體和夾心階層的怨氣之一。無樓的低收入家庭要承受愈加沉重的租金壓力，夾心階層則“上樓”無望。本文無意參與置業無望問題的討論，反倒希望藉此帶出一個擾人的問題，那就是我們始終面臨着跨代貧窮的陰霾。
四月廿八日《澳門日報》的“閒聊坊”專欄提到低收入階層因經常被迫遷以致頻繁搬屋，居住環境的頻繁轉變使孩子深感困擾，因迫遷而受害最深的是本來應該擁有快樂童年的下一代。當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不能有一個安穩居所時，那是很令人感到沮喪的。社會需要竭力為孩子提供健康快樂的成長環境，並提供良好的教育。頻繁轉換居住環境，人為地扼殺了小孩本應可享有的良好成長環境，打擊了他們的學習和個人成長。這些小孩的遭遇大有可能在若干年後造成青少年問題。
具體而言，最嚴重的會導致他們學壞，包括聯群結黨欺凌他人、濫藥，甚或從事非法勾當等等；而沒有“正式學壞”的，由於他們學習的基礎、興趣和積極性受到衝擊，導致成績未如理想而頻繁留級，或中途輟學；有的勉強完成中學。縱使這些童年時期持續受困的青少年將來有幸能進入大學，但童年不理想的成長環境使然，會埋下“犬儒”種子，不談抱負和理想這等“抽象”的東西，讀大學只求一紙證書，畢業後能更好地找工作，並如熱鍋螞蟻般渴求快快升職加薪，一切只向錢看 (當然此乃人之常情，但我在這裡特指的是以犬儒和悲情的心態對待工作和生活的青年)，他們的人生價值觀已積重難返。
綜上所述，頻繁搬屋這種扼殺孩子健康成長的負面因素，導致這些孩子將來的學歷水平，或曰“個人發展水平”，相對其他群體而言處於劣勢，和他們的父母輩相比並不能有大幅度的提升，致使他們終歸在低下階層圈內打轉，取得“全人發展”的希望消失。在當今澳門人均生產總值節節上升並追近西方發達國的年代，我們的孩子應該享有有助他們日後適應新世紀挑戰的理想成長環境的“合法性”(Legitimacy)。
相比起兒童成長問題，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住房問題是建基於一些相對更“理想化”的想法 (夾心階層和新一代“上樓”)。其實重點已經不再是爭論政府是否有義務確保新一代較易上樓這等表面化的問題那樣簡單，而是背後有一個更為關鍵但常被人有意無意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兒童應受到關顧 (不是溺愛) 不應該受到扼殺。正如本文所述，兒童快樂健康地成長關乎社會未來的形態和長遠競爭力。折衷地說，縱使政府未能妥善處理好成人世界的民生問題，兒童問題絕對沒有失守的理由。但無奈的是，衝擊着成人世界的問題，大多都不由自主地也衝着兒童而來。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5月10日《澳門日報》新園地
Sunday, May 9, 2010
母親真偉大!
By P.A.
又是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一年一度的母親節（Mother's day）又到了。每逢母親節，眾多子女都會為媽媽送上一份禮物又或者一束康乃馨（carnation）。到底是誰讓我們的母親在一年中能夠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節日呢？
關於母親節的源起我們應該要感謝一位女士Anna Jarvis，因為她是母親節得以成為國定節日的大力推手。Jarvis的母親是美國內戰時期的活躍分子，她本來擁有12個孩子，但卻在美國內戰期間失去了8個。Jarvis的母親在1905年5月10日離世。Jarvis在失去了最愛的母親之後決心要用她一生的時間來歌頌母親的偉大。在1910年她終於成功地說服了西維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政府把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定為該州的法定母親節。由於其後各州紛紛跟隨，故此當時的美國總統Woodrow Wilson最終在1914年把母親節定為國定節日。而康乃馨之所以成為母親節最受歡迎的鮮花之一是因為白色的康乃馨是Jarvis母親最喜愛的花。
對於母親節的由來，歷史學家還認為我們應該多謝古希臘人（ancient Greeks）。因為歷史學家認為最早的母親節慶祝活動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人對諸神之母Rhea的慶典。
但講到母親的偉大程度，筆者相信中國的媽媽一定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在她們十月懷胎，眠乾睡濕把孩子養大後，她們的孩子很可能會給愛滋病，毒奶粉，毒疫苗，礦難，大地震，校園凶殺案，拐帶，販賣人口等所害，甚至係含冤受屈而死。但她們卻只有無奈地接受著國家對她們所謂的補償（有時甚至係無補償），默默地承受與忍耐著失去孩子的悲痛，一次又一次的親眼看著悲劇的發生。
最後，祝各位偉大的母親「母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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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簡世華(2005)，"節慶英語原來如此"：寂天文化。
"Mother's Day History." 123Holiday.net
又是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一年一度的母親節（Mother's day）又到了。每逢母親節，眾多子女都會為媽媽送上一份禮物又或者一束康乃馨（carnation）。到底是誰讓我們的母親在一年中能夠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節日呢？
關於母親節的源起我們應該要感謝一位女士Anna Jarvis，因為她是母親節得以成為國定節日的大力推手。Jarvis的母親是美國內戰時期的活躍分子，她本來擁有12個孩子，但卻在美國內戰期間失去了8個。Jarvis的母親在1905年5月10日離世。Jarvis在失去了最愛的母親之後決心要用她一生的時間來歌頌母親的偉大。在1910年她終於成功地說服了西維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政府把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定為該州的法定母親節。由於其後各州紛紛跟隨，故此當時的美國總統Woodrow Wilson最終在1914年把母親節定為國定節日。而康乃馨之所以成為母親節最受歡迎的鮮花之一是因為白色的康乃馨是Jarvis母親最喜愛的花。
對於母親節的由來，歷史學家還認為我們應該多謝古希臘人（ancient Greeks）。因為歷史學家認為最早的母親節慶祝活動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人對諸神之母Rhea的慶典。
但講到母親的偉大程度，筆者相信中國的媽媽一定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在她們十月懷胎，眠乾睡濕把孩子養大後，她們的孩子很可能會給愛滋病，毒奶粉，毒疫苗，礦難，大地震，校園凶殺案，拐帶，販賣人口等所害，甚至係含冤受屈而死。但她們卻只有無奈地接受著國家對她們所謂的補償（有時甚至係無補償），默默地承受與忍耐著失去孩子的悲痛，一次又一次的親眼看著悲劇的發生。
最後，祝各位偉大的母親「母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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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簡世華(2005)，"節慶英語原來如此"：寂天文化。
"Mother's Day History." 123Holiday.net
Monday, May 3, 2010
人均GDP：衡量生活質素的指標？
By T.W.
GDP (國內生產總值) 是量度在一個地區生產的所有最終商品和服務的價值。現今人們普遍使用人均GDP來大致衡量一個經濟體內的民眾，人均能享用物質的多少，以反映生活質素。然而，人均GDP怎麼切實地反映民眾的生活質素？
[在現今一般情況下，人均GDP通常都約定俗成地成為人們對一個經濟體生活質素評價的第一直觀指標，這是因為GDP本身代表了民眾能享用的產品和服務的多少，而社會普遍正正就是以每人能享用物質的多少來反映民眾生活質素。舉例說，從全球的觀點看，現今人們的平均生活質素遠高於100年前，這就是因為能享用物質的數量和質量遠比100年前多和高，人類能享用的物質水平早已遠超能維持溫飽的水平 (當然我們要知道全世界還有相當比例的人活在水深火熱中)，而這就是經濟不斷增長的具體呈現。
在此撇除收入不均的問題，我們要問，人均能享用的商品越多是否必定意味著擁有越高品質的生活？從當今常識來看，物質水平斷不是衡量生活質素的唯一指標。美國當今的實質人均GDP接近50年前的3倍 (註1)，我們只能大致地說美國人均能享用的物質水平是當時的3倍，但我們能切實地說她們的生活品質是當時的3倍嗎？]
雖然人均GDP確可粗略反映人均能享用物質的多少，卻不能全面反映生活質素。眾多因素如健康水平、教育程度、生活安全程度、收入分配、環境品質、人際關係等都影響生活質素。極其量只能認為在一般情況下，健康水平和教育程度等指標，與人均GDP有某程度的正比關係，但關係不是絕對性。
[筆者現舉一些例子說明GDP對於反映生活質素的缺陷。例如2008年9月颱風“黑格比”襲澳導致的內港嚴重水浸，使很多性能良好甚或新近購買的汽車報廢，對車主來說實際上是一種損失，但GDP並不會減去車主蒙受損失的部分。又或者在某些情況下，GDP會低估了由產品質量提高帶來的生活質素提升，比如我們現今能以相近的價格購買功能遠比5年前優越的手機。]
不同指數側重點有異
正因GDP在某情況下不能良好地衡量生活質素，所以各組織建立不同的生活質素指數，以較綜合地衡量全球各地生活質素。見報率較高的指數，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建立的人類發展指數 (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它把三大指標即生活水平 (以購買力平價 (PPP) 美元計的人均GDP)、健康 (出生時預期壽命) 和教育 (成人識字率和小、中、大學綜合入學率) 化成指數形式，把三者簡單平均得出，指數值介乎最低的0至最高的1之間。
HDI比單純使用人均GDP能較綜合地衡量生活質素。當然，HDI只計算三大“較核心”指標，沒有包括社會其他範疇的指標，如治安、政治參與程度等。HDI的健康和教育指標，只簡單化地以壽命、識字率和入學率作為代表，沒有考慮其他眾多健康和教育指標。該三大指標各自取三分一的權重分配，便可反映生活質素實況嗎？
[此外一些組織亦編製她們的生活質素指數。早前出爐的有International Living Magazine (ILM) 構建的“Quality of Life Index 2010”，此外還有數年前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發佈的“Quality-of-Life Index 2005”。與HDI相比，兩者包含更多社會上的其他範疇，諸如環境、政治自由度、治安、家庭與社區生活等，並各自使用不同的計算方法作出評分。]與EIU相比，ILM內每個社會範疇相對地包含更多指標，如在健康範疇中，EIU只用出生時預期壽命評分；ILM除預期壽命，還包括人均醫生和醫院床位數、嬰兒夭折率、公共醫療開支佔GDP比重等指標。
[以上所提的指數都是把社會上不同領域的指標綜合而成的合成指數。其實我們可以透過自行查找一些各地區個別的民生數據，諸如醫護人員和教師與人口的比例、人均綠化面積、人均居住面積等，使我們可根據自己的偏好，從某一準則對各地的生活質素作出評價。大多數各地區的統計機構都收錄了這類數據。簡單一點，我們可以參閱收錄HDI的人類發展報告 (HDR，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內裡會列出各地HDI三大部分各自的數據，藉此可從某單一範疇對各地作出比較。]
但現時人均GDP仍被廣泛用作評價民眾生活優渥的程度，原因之一是人均GDP是各地區定期公佈的官方數據，意味是最容易直接地取得的數據。另外，社會上沒有一個指標能成為“普世共識”而有能力和細膩地反映民眾生活質素。[而對於各地政府的民望而言，GDP數據的好壞攸關重要，因經濟狀況的好壞往往與民眾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業問題，密切相關。因此在可見的將來，人均GDP作為評價生活質素的第一直觀指標的想法仍會縈繞在人們腦中。]
[總的來說，在比較各地的生活質素時，我們應多參閱各類指標，以作出更綜合的評價。]
HDI易攀世界高排名
最後，當然要比較澳門在不同生活質素指數的世界排名，以下列出三種指標的比較：
1、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09”和澳門統計局的數據，Ｏ八年澳門人均GDP為39,036美元，在182個經濟體中排名21位，比美英法德平均低14%，高於日本、香港、新加坡；在亞洲僅次於卡塔爾、阿聯酋和科威特這3個產油國。
2、聯合國的HDI排名，並不包括澳門和台灣。統計局和台灣行政院主計處自行依照公式計算並公佈各自的HDI得分。由於數據所限，所以筆者現以Ｏ五年的數據作比較 (Ｏ五年澳門人均GDP為24,169美元，排第28位)。在179個經濟體中，澳門、香港和台灣的HDI分別為0.934 (第23名)、0.937 (第21名) 和0.932 (第24名)，三者同樣屬於極高人類發展地區 (註2)。HDI由壽命、識字率、入學率和人均GDP組成的特性，令澳門的HDI能輕易得到高世界排名。
以Ｏ一年為例，澳門的HDI已達0.906，排名22 (註2)，高於台灣和香港；其中出生時預期壽命為81歲，僅次於日本排名全球第2；成人識字率為91.3%，排名85 (台灣95.8%排名60，香港93.5%排名69) (註3)，壽命和HDI排名當年已處世界前列。九三年澳門的HDI已能排名26 (0.897) (註2)。
ILM環境範疇得0分
3、至於International Living Magazine (ILM) 公佈的“Quality of Life Index 2010”，在環境範疇 (佔總分10%，以人口密度和人均排放溫室氣體等指標評比) 中ILM給澳門0分；基建和文化休閒範疇分數亦很低，令澳門總分只有52分 (各範疇得分和總分以100分為滿分)，在194個地區中排第127名，低於很多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中國甚至一些非洲最貧窮的國家。其中，文化休閒範疇主要由識字率、中小學入學率和人均報章發行量等數據評核，但澳門同樣比一些非洲貧窮國家還要低。新加坡同樣由於在環境範疇只得頗低分數而被拖低總分 (排70名)。因此，ILM的生活質素指數在各範疇評分和總分計算方法方面存在爭議。
4、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Quality-of-Life Index 2005”只對111個國家和地區評比，但沒有計算澳門分數。與ILM不同的是，在此指數內各地區排名的特徵大致呈現“普遍的排名概念”，即所有西方發達國家和大部分高收入地區均排在前列位置。
[註釋：
註1：2010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Table B-31.
註2：澳門數據出自DSEC之時間序列資料庫內選人文發展指數；香港數據出自HDR 2007/2008內的TABLE 1；台灣數據出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之統計專題分析
註3：澳門的出生時預期壽命出自統計年鑑2008表2.1.1.，成人識字率出自2001人口普查總體結果之表22；香港成人識字率出自HDR 2003內的TABLE 1，台灣成人識字率出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之統計專題分析
參考資料：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2003, 1996, UNDP]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5月2日《澳門日報》經濟版。[紅色括號]的段落為新聞稿沒有刊登的部分。為保持文章完整性，筆者決定刊出原文。
GDP (國內生產總值) 是量度在一個地區生產的所有最終商品和服務的價值。現今人們普遍使用人均GDP來大致衡量一個經濟體內的民眾，人均能享用物質的多少，以反映生活質素。然而，人均GDP怎麼切實地反映民眾的生活質素？
[在現今一般情況下，人均GDP通常都約定俗成地成為人們對一個經濟體生活質素評價的第一直觀指標，這是因為GDP本身代表了民眾能享用的產品和服務的多少，而社會普遍正正就是以每人能享用物質的多少來反映民眾生活質素。舉例說，從全球的觀點看，現今人們的平均生活質素遠高於100年前，這就是因為能享用物質的數量和質量遠比100年前多和高，人類能享用的物質水平早已遠超能維持溫飽的水平 (當然我們要知道全世界還有相當比例的人活在水深火熱中)，而這就是經濟不斷增長的具體呈現。
在此撇除收入不均的問題，我們要問，人均能享用的商品越多是否必定意味著擁有越高品質的生活？從當今常識來看，物質水平斷不是衡量生活質素的唯一指標。美國當今的實質人均GDP接近50年前的3倍 (註1)，我們只能大致地說美國人均能享用的物質水平是當時的3倍，但我們能切實地說她們的生活品質是當時的3倍嗎？]
雖然人均GDP確可粗略反映人均能享用物質的多少，卻不能全面反映生活質素。眾多因素如健康水平、教育程度、生活安全程度、收入分配、環境品質、人際關係等都影響生活質素。極其量只能認為在一般情況下，健康水平和教育程度等指標，與人均GDP有某程度的正比關係，但關係不是絕對性。
[筆者現舉一些例子說明GDP對於反映生活質素的缺陷。例如2008年9月颱風“黑格比”襲澳導致的內港嚴重水浸，使很多性能良好甚或新近購買的汽車報廢，對車主來說實際上是一種損失，但GDP並不會減去車主蒙受損失的部分。又或者在某些情況下，GDP會低估了由產品質量提高帶來的生活質素提升，比如我們現今能以相近的價格購買功能遠比5年前優越的手機。]
不同指數側重點有異
正因GDP在某情況下不能良好地衡量生活質素，所以各組織建立不同的生活質素指數，以較綜合地衡量全球各地生活質素。見報率較高的指數，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建立的人類發展指數 (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它把三大指標即生活水平 (以購買力平價 (PPP) 美元計的人均GDP)、健康 (出生時預期壽命) 和教育 (成人識字率和小、中、大學綜合入學率) 化成指數形式，把三者簡單平均得出，指數值介乎最低的0至最高的1之間。
HDI比單純使用人均GDP能較綜合地衡量生活質素。當然，HDI只計算三大“較核心”指標，沒有包括社會其他範疇的指標，如治安、政治參與程度等。HDI的健康和教育指標，只簡單化地以壽命、識字率和入學率作為代表，沒有考慮其他眾多健康和教育指標。該三大指標各自取三分一的權重分配，便可反映生活質素實況嗎？
[此外一些組織亦編製她們的生活質素指數。早前出爐的有International Living Magazine (ILM) 構建的“Quality of Life Index 2010”，此外還有數年前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發佈的“Quality-of-Life Index 2005”。與HDI相比，兩者包含更多社會上的其他範疇，諸如環境、政治自由度、治安、家庭與社區生活等，並各自使用不同的計算方法作出評分。]與EIU相比，ILM內每個社會範疇相對地包含更多指標，如在健康範疇中，EIU只用出生時預期壽命評分；ILM除預期壽命，還包括人均醫生和醫院床位數、嬰兒夭折率、公共醫療開支佔GDP比重等指標。
[以上所提的指數都是把社會上不同領域的指標綜合而成的合成指數。其實我們可以透過自行查找一些各地區個別的民生數據，諸如醫護人員和教師與人口的比例、人均綠化面積、人均居住面積等，使我們可根據自己的偏好，從某一準則對各地的生活質素作出評價。大多數各地區的統計機構都收錄了這類數據。簡單一點，我們可以參閱收錄HDI的人類發展報告 (HDR，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內裡會列出各地HDI三大部分各自的數據，藉此可從某單一範疇對各地作出比較。]
但現時人均GDP仍被廣泛用作評價民眾生活優渥的程度，原因之一是人均GDP是各地區定期公佈的官方數據，意味是最容易直接地取得的數據。另外，社會上沒有一個指標能成為“普世共識”而有能力和細膩地反映民眾生活質素。[而對於各地政府的民望而言，GDP數據的好壞攸關重要，因經濟狀況的好壞往往與民眾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業問題，密切相關。因此在可見的將來，人均GDP作為評價生活質素的第一直觀指標的想法仍會縈繞在人們腦中。]
[總的來說，在比較各地的生活質素時，我們應多參閱各類指標，以作出更綜合的評價。]
HDI易攀世界高排名
最後，當然要比較澳門在不同生活質素指數的世界排名，以下列出三種指標的比較：
1、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09”和澳門統計局的數據，Ｏ八年澳門人均GDP為39,036美元，在182個經濟體中排名21位，比美英法德平均低14%，高於日本、香港、新加坡；在亞洲僅次於卡塔爾、阿聯酋和科威特這3個產油國。
2、聯合國的HDI排名，並不包括澳門和台灣。統計局和台灣行政院主計處自行依照公式計算並公佈各自的HDI得分。由於數據所限，所以筆者現以Ｏ五年的數據作比較 (Ｏ五年澳門人均GDP為24,169美元，排第28位)。在179個經濟體中，澳門、香港和台灣的HDI分別為0.934 (第23名)、0.937 (第21名) 和0.932 (第24名)，三者同樣屬於極高人類發展地區 (註2)。HDI由壽命、識字率、入學率和人均GDP組成的特性，令澳門的HDI能輕易得到高世界排名。
以Ｏ一年為例，澳門的HDI已達0.906，排名22 (註2)，高於台灣和香港；其中出生時預期壽命為81歲，僅次於日本排名全球第2；成人識字率為91.3%，排名85 (台灣95.8%排名60，香港93.5%排名69) (註3)，壽命和HDI排名當年已處世界前列。九三年澳門的HDI已能排名26 (0.897) (註2)。
ILM環境範疇得0分
3、至於International Living Magazine (ILM) 公佈的“Quality of Life Index 2010”，在環境範疇 (佔總分10%，以人口密度和人均排放溫室氣體等指標評比) 中ILM給澳門0分；基建和文化休閒範疇分數亦很低，令澳門總分只有52分 (各範疇得分和總分以100分為滿分)，在194個地區中排第127名，低於很多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中國甚至一些非洲最貧窮的國家。其中，文化休閒範疇主要由識字率、中小學入學率和人均報章發行量等數據評核，但澳門同樣比一些非洲貧窮國家還要低。新加坡同樣由於在環境範疇只得頗低分數而被拖低總分 (排70名)。因此，ILM的生活質素指數在各範疇評分和總分計算方法方面存在爭議。
4、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Quality-of-Life Index 2005”只對111個國家和地區評比，但沒有計算澳門分數。與ILM不同的是，在此指數內各地區排名的特徵大致呈現“普遍的排名概念”，即所有西方發達國家和大部分高收入地區均排在前列位置。
[註釋：
註1：2010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Table B-31.
註2：澳門數據出自DSEC之時間序列資料庫內選人文發展指數；香港數據出自HDR 2007/2008內的TABLE 1；台灣數據出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之統計專題分析
註3：澳門的出生時預期壽命出自統計年鑑2008表2.1.1.，成人識字率出自2001人口普查總體結果之表22；香港成人識字率出自HDR 2003內的TABLE 1，台灣成人識字率出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之統計專題分析
參考資料：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2003, 1996, UNDP]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5月2日《澳門日報》經濟版。[紅色括號]的段落為新聞稿沒有刊登的部分。為保持文章完整性，筆者決定刊出原文。
Sunday, May 2, 2010
從上市公司實力看地方感召力
By T.W.
大家有否發覺在港交所上市的香港企業，最具實力的大多都是銀行和地產商。我們再看看其他地方，例如日本，在證券市場內最具實力的企業是諸如松下、三菱、豐田、新力和其它一眾全球知名的製造商。兩地證券市場上最具實力的企業之業務性質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在港交所上市的香港製造商的企業規模和知名度遠不及銀行和地產商，相信很多人都不能很快地說出三五七個在港交所上市的製造商。
即是說在香港，規模最大、盈力能力最高的企業之一是地產商和銀行而非大型製造商。製造產業是一種能把科學研究轉化成製造工藝和技術的產業，是貢獻現代物質文明的最大來源之一，是現代文明之母。有一個顯淺而大家有意無意間忽略的事實：中國大陸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科學技術和工業製造技術和工藝，與西方發達工業國仍有相當大的距離。中國製造的最優質的家庭日用品和其它眾多輕工業製品其品質與在發達國家製造的相差無幾。但眾所周知，技術含量高的重工製品和高科技產品，其技術和質量與發達國相比仍存在相當大的距離，而這本身就是發達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其一主要分別。但大家看看，中國的樓宇、橋樑和公路等大型基建，如依足標準建造，其設計、質量、和豪華程度和發達國的是基本沒有分別的。由是觀之，一個地方建樓數量與質量的能力與科技發展程度沒有太大關係 (雖然樓宇建造涉及的技術可以很複雜，如古代便無能力建造高樓)，建樓不是反映一個地方技術發展程度的產業。說兩者完全沒關係嗎，又不是，唯一有關的其中一種東西是樓宇內部的機電設備。
把自己國家發展成發達國家，一直是眾多發展中國家政府和人民夢寐以求的心願。換言之，這種追求在發展中國家的世界內具有廣泛性，是她們的「普世價值」。能帶領國家較快地邁向高收入經濟體的政府大多能得到各方輿論的讚賞。因此我們便習慣性地單純以國民收入數據閒話家常地評論這個是「好的國家」或「不好的國家」。
我們都集體性地遺忘了一個想法，就是想一想甚麼是一個地方內不同的人希望自己的地方能達到怎麼樣的目標。其中一種目標是一種心靈上的，就是自己居住的地方對其他地方或世界的「感召力」。香港和日本同是高收入經濟體，或常被稱作的發達經濟體，但兩者的本質分別在於感召力的多少 (注意：感召力不是全然指國際影響力，而是指有一些值得自豪或值得他人心悅誠服的特長，大國與小國的影響力不能相提並論吧)。美國的感召力是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科學研究領先全球、自由民主、法治精神等等。而後兩者亦是多數西方發達國的感召力。而日本方面，她為人熟知且是證券市場龍頭的企業大多是一眾巨人製造商，地產商只是少數，這正正就是她的感召力。這些巨擘大多為人類的物質進步貢獻了至少兩三代人的時間。這些企業是在彰顯科學、工藝技術；而地產商對之卻不能彰顯，她們的貢獻頂多是在一個地方建造美輪美奐的樓房，但這並不是那麼難能可貴的事，因她們不需要研發新產品，不需面對產品的市場競爭。比較一下恆生指數的43隻成分股與日經平均指數包含的225間公司，後者的組成相對前者而言是很令人「感動」的。
我不是說香港完全沒有感召力，相反是有的。但香港的感召力都是西方發達國基本具有的，如法治、廉潔、自由等等。然而香港作為高收入經濟體，但原來她沒有一般發達經濟體的第一直觀印象──發達工業技術的創造，反而沒有技術內涵的產業的企業是香港規模最大的企業之一。其實香港有一眾我們耳熟能詳的製造廠商，只是規模比那些「重磅股」的企業小得多，而不像日本那樣製造商對經濟活動舉足輕重，這樣香港的感召力已被此大大弱化。
沒有實在的感召力，香港需要靠持續不斷的較高經濟增長以把社會矛盾引起的怨氣壓下來。香港一般公認的社會矛盾主要是沒有下降勢頭的貧富懸殊，對政制發展前景的憂慮等。在此，我認為除了老生常談的做好民生工程外，真正反映發展程度的產業特性是一種非表面化，不易被察覺的，能增加民眾歸屬感的隱性元素，簡而言之，就是帶來自豪感。香港的產業結構，是除民生矛盾外的另一個降低民眾歸屬感的因素，即是說，輿論密集式地呼求民生問題時，較少注意「感召力」發揮的作用。
大家有否發覺在港交所上市的香港企業，最具實力的大多都是銀行和地產商。我們再看看其他地方，例如日本，在證券市場內最具實力的企業是諸如松下、三菱、豐田、新力和其它一眾全球知名的製造商。兩地證券市場上最具實力的企業之業務性質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在港交所上市的香港製造商的企業規模和知名度遠不及銀行和地產商，相信很多人都不能很快地說出三五七個在港交所上市的製造商。
即是說在香港，規模最大、盈力能力最高的企業之一是地產商和銀行而非大型製造商。製造產業是一種能把科學研究轉化成製造工藝和技術的產業，是貢獻現代物質文明的最大來源之一，是現代文明之母。有一個顯淺而大家有意無意間忽略的事實：中國大陸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科學技術和工業製造技術和工藝，與西方發達工業國仍有相當大的距離。中國製造的最優質的家庭日用品和其它眾多輕工業製品其品質與在發達國家製造的相差無幾。但眾所周知，技術含量高的重工製品和高科技產品，其技術和質量與發達國相比仍存在相當大的距離，而這本身就是發達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其一主要分別。但大家看看，中國的樓宇、橋樑和公路等大型基建，如依足標準建造，其設計、質量、和豪華程度和發達國的是基本沒有分別的。由是觀之，一個地方建樓數量與質量的能力與科技發展程度沒有太大關係 (雖然樓宇建造涉及的技術可以很複雜，如古代便無能力建造高樓)，建樓不是反映一個地方技術發展程度的產業。說兩者完全沒關係嗎，又不是，唯一有關的其中一種東西是樓宇內部的機電設備。
把自己國家發展成發達國家，一直是眾多發展中國家政府和人民夢寐以求的心願。換言之，這種追求在發展中國家的世界內具有廣泛性，是她們的「普世價值」。能帶領國家較快地邁向高收入經濟體的政府大多能得到各方輿論的讚賞。因此我們便習慣性地單純以國民收入數據閒話家常地評論這個是「好的國家」或「不好的國家」。
我們都集體性地遺忘了一個想法，就是想一想甚麼是一個地方內不同的人希望自己的地方能達到怎麼樣的目標。其中一種目標是一種心靈上的，就是自己居住的地方對其他地方或世界的「感召力」。香港和日本同是高收入經濟體，或常被稱作的發達經濟體，但兩者的本質分別在於感召力的多少 (注意：感召力不是全然指國際影響力，而是指有一些值得自豪或值得他人心悅誠服的特長，大國與小國的影響力不能相提並論吧)。美國的感召力是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科學研究領先全球、自由民主、法治精神等等。而後兩者亦是多數西方發達國的感召力。而日本方面，她為人熟知且是證券市場龍頭的企業大多是一眾巨人製造商，地產商只是少數，這正正就是她的感召力。這些巨擘大多為人類的物質進步貢獻了至少兩三代人的時間。這些企業是在彰顯科學、工藝技術；而地產商對之卻不能彰顯，她們的貢獻頂多是在一個地方建造美輪美奐的樓房，但這並不是那麼難能可貴的事，因她們不需要研發新產品，不需面對產品的市場競爭。比較一下恆生指數的43隻成分股與日經平均指數包含的225間公司，後者的組成相對前者而言是很令人「感動」的。
我不是說香港完全沒有感召力，相反是有的。但香港的感召力都是西方發達國基本具有的，如法治、廉潔、自由等等。然而香港作為高收入經濟體，但原來她沒有一般發達經濟體的第一直觀印象──發達工業技術的創造，反而沒有技術內涵的產業的企業是香港規模最大的企業之一。其實香港有一眾我們耳熟能詳的製造廠商，只是規模比那些「重磅股」的企業小得多，而不像日本那樣製造商對經濟活動舉足輕重，這樣香港的感召力已被此大大弱化。
沒有實在的感召力，香港需要靠持續不斷的較高經濟增長以把社會矛盾引起的怨氣壓下來。香港一般公認的社會矛盾主要是沒有下降勢頭的貧富懸殊，對政制發展前景的憂慮等。在此，我認為除了老生常談的做好民生工程外，真正反映發展程度的產業特性是一種非表面化，不易被察覺的，能增加民眾歸屬感的隱性元素，簡而言之，就是帶來自豪感。香港的產業結構，是除民生矛盾外的另一個降低民眾歸屬感的因素，即是說，輿論密集式地呼求民生問題時，較少注意「感召力」發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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