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T.W.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澳門日報》經濟版報道，統計局公佈○八年澳門產業結構的消息，博彩業佔GDP比重由○七年的35.1%進一步升至○八年的37.2%。產業多元化和博彩業一業獨大，一直是社會熱議的話題。
在人均GDP大幅上升的這幾年，賭業佔GDP的比重不斷上升。有意見認為，一業尤其博彩業獨大，會令日後經濟增長更波動，故有強烈呼聲呼籲政府加快壯大其他旅遊服務產業，如會展和休閒商務旅遊等。當天經濟版的《一家之言》專欄亦提到，雖銀行和教育等產業佔GDP的比重沒有增加，但增加值總額仍然上升，意味着如要在各產業佔GDP比重上實現多元，眾多其他行業要相對於博彩業有更大的增長。
富裕發展過程有別歐美
社會上存在形形色色關於產業適度多元的討論，當中包括實現多元的好處和方向等，筆者不再詳述。反倒想借產業多元的問題，探討澳門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經濟發展模式的本質區別。
澳門的經濟快速增長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由於歐美需求強勁，以及給予澳門工業品出口優待、新移民湧入形成的廉價勞動力、內地改革開放和香港廠商在澳投資設廠等眾多因素，澳門出口加工業開始萌芽並高速增長。八十年代下旬曾達全盛時期，後來隨着各方面生產成本上升和內地出口加工業迅速冒起，澳門出口加工業節節萎縮。
亞洲金融風暴前的一九九六年，澳門已開始經歷數年經濟負增長。回歸後，賭權開放和自由行政策，令博彩業速猛增長並創造澳門史上最高速的經濟增長時期。
澳門成為全球“富裕俱樂部”的發展過程，與歐美日的模式截然不同，雖然在這些富裕經濟體中，第三產業佔GDP最大比重，但它們在發展過程中經歷長時期的工業化過程。直至近代，這些經濟體的製造商大舉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設廠，把他們的製造業轉移往這些國家，所以他們一向被稱為發達工業國。
雖現今發達工業國的製造業很大部分已轉移他國，但這些廠商本身來源於這些國家，他們祇是轉移製造產品基地。這意味着發達工業國的企業無論過去或現在，均對物質文明作出貢獻，且核心部分——新產品研發，仍在這些國家內進行；換另一種說法，也可說這些企業對現今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業作出貢獻。
澳門屬外圍帶動型發展
澳門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發展成高收入經濟體的過程中則沒有經歷“傳統”的工業化過程，或可稱之為技術進步型的發展。七十至八十年代蓬勃的製造業，祇是成本優勢驅動的出口加工業，加上祇經歷短時期的興旺就步入式微。換言之，澳門這片土地從未經歷過與現代文明密切相關的技術型製造業“浸潤”的過程。因此，無論從出口加工業或博彩業興旺這兩個時期來看，澳門祇是絕對性地經歷了“外圍帶動型”的發展。從九十年代中開始，因出口加工業式微而引起的經濟停滯，一直沒有顯著改善，直至回歸後賭權開放與自由行政策。
博彩業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一種“零和產業”，是人類解決生物需求（農業）和提高生活質素（工業製成品）後而形成的一種“消極型休閒”活動，純粹是賭客和莊家之間的財富反覆轉移。博彩業的增加值祇與有多少賭客投注有最直接關係，賭客可能一夜致富，但更大可能是一夜傾家蕩產，因此這與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增進人類福祉，沒有多大關係。我們能視博彩業為常規的旅遊業（或服務出口）嗎？筆者對此不以為然。常規旅遊業是人類基本地享受第一和第二產業成果後進一步享受的更高福祉。在現實情況下，大多賭客是為了能在賭檯上發財，但同時這會令很多人傾家蕩產，難道可視為常規旅遊業嗎？
未雨綢繆推進產業多元
在香港，進出口貿易和金融服務業佔經濟相當大比重，且近年金融業產業比重日益擴大。當地已不斷發出要求產業更多元化的聲音。港府早前表示，香港不能過份依賴金融業。近年香港亦提出要加快發展六大優勢高增值產業（教育、醫療、檢測及認證、創意科技、創意文化及環保），由此可看出，產業多元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視乎政府的決心。
以金融業為主導的城市經濟體，尚且要謀求和探討發展高增值服務業，反觀以博彩業為主導的澳門，社會和政府對產業多元的決心究竟有多大？澳門能涉獵如香港提出的六大產業中適合在城市經濟體發展的高增值產業嗎？
在客觀現實中，至少在十數年內要孕育出它們是不可能的，因這些產業的存在，需一些最重要的“基本功”，包括人力資源的實力和熱愛科學技術與文化的社會氛圍等。明顯地，以上因素的達成並非一朝一夕，澳門相關產業的“稀有性”進一步窒礙對科學技術和文化的熱情。
因此，政府和社會整體更需及早未雨綢繆，藉着澳門社會富裕了的優勢，堅持長遠的目光考慮，朝着以上所說因素的方向，一方面向高增值產業的萌芽作政策傾斜；另一方面，構建全面教育體系（一般中小學實現素質教育、設立更多職業技術中學、高等院校設立全面的學術類和職業技術類專業），從而紮實並鞏固這些切實反映社會競爭力的“基本功”。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1月17日《澳門日報》經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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