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近來的兩個事件看出澳門需要民主

By T.W.

　　我想借在澳門近來發生的兩個事件以說明民主 (立法會全面直選和普選行政長官，二者同時實行或二擇其一) 對今後澳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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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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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傳聞內港廣州酒店原址將有角子機場開業的事件。特區政府施政方針明確提出角子機場必須遷出民居。根據11月18日報章的報道，譚伯源司長表示政府將就角子機場地制訂監管法規，政府最後會否容許原廣州酒店改建成角子機場，仍要待新的行政法規出台後而視乎該項目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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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廣州酒店原址最終開設了角子機場，相信社會上很多聲音都會認為此舉違反了角子機場遷出民居的承諾，這反映出一直為人詬病的對政府監督低效的問題。對政府監督力量的稀缺有可能導致這樣的結果：政府為了維護博彩公司拓展業務的利益，使得該新的行政法規能為原廣州酒店開設角子機場「開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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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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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澳門回歸10週年成就展的3200萬展覽招標費合同的無公開招標直接批給事件 (詳情請看參考資料)，縱使有各種質疑聲音，但政府所謂「依法辦事」的解釋明顯地不能「解釋」各種質疑，而這事件現在像是不了了之似的，這種不了了之的現象在一般的高收入民主地方是不可思議的，這同樣反映出在澳門對政府監督低效甚至失效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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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兩個事件看出澳門實行民主的重要性，在於有力監督和制衡政府不合理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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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質素。誠然，澳門經濟過去數年的高速增長確實使市民生活有「財務上」頗大幅度的改善，收入增加便能購買更多物品。然而，人均GDP只是其中一項衡量生活質素的指標。國際上習慣以很大的比重把人均GDP作為生活水準的評價，是因為一般來說人均GDP的上升與各種社會指標的發展彼此之間較為同步，但澳門是其中一個例外，各方面的社會發展與人均GDP的上升相距甚遠。由此看出，富裕了的社會由於其人均GDP已上升至頗高的水平 (再上升的空間大幅變小)，這時只有對政府的有效監督才能進一步提升綜合生活水準，而民主的實行才是有效的途徑發揮監督與制衡的作用。對民主有保留的人會認為對政府過多的制衡會窒礙經濟發展，但要知道有效的制衡才能防止政府不合理的行為和使得政策真正以民為本。在人均GDP已很高的情況下，對政府的監督比人均GDP數字上的上升更能保證人民生活質素的綜合提升，所以我們不用顧慮制衡窒礙發展的問題 (難道西方社會會為了避免窒礙而放棄民主？)，關於這點澳門的經驗明顯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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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10年間的特區政府是一個有魄力的政府，實行勵精圖治的管治，能夠朝解決各種澳門現存的社會問題的方向前進，那麼有可能澳門居民，包括筆者在內，對有效監督和實行民主的想法沒有那麼強烈，但政府本身「不爭氣」的表現使筆者對民主的想法更趨堅定，並由此看出，一個社會最終是要實行民主以有效保障人民的利益 (如沒有民主，誰能保證每屆都幸運地有勵精圖治的政府)。特區政府的魄力低落就是使澳門的高人均GDP不能使澳門發展成擁有真正發達經濟體的氣質。有一種說法，根據歷史的發展經驗，當一個地方處於人均收入低下的情況時，威權統治 (前提是有雄心的政府) 能帶來經濟和硬實力上的高速發展 (如60-70年代的南韓和台灣)，因為沒有過多各方勢力的制約。但我們要弄清楚經濟發展的意義本質 (生活提高)，當通過難得的經濟高速增長而使「財務上」的生活品質能在較短時間內大幅提升時，這時已擁有邁向民主的條件。當有了經濟上的富裕，我們便需要民主對政府的監督以使人民生活品質有各方面的進一步提高，澳門政府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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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09-11/18/content_392118.htm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09-11/18/content_392119.htm

http://www.civic-power.org/cp/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37:2009-08-20-08-32-23&catid=45:2008-11-20-14-57-06&Itemid=69

[轉載] 柏林一日‧許知遠

By P.A.

　　許知遠，被喻為是當今中國最具洞見的公共知識份子之一。看看他如何從柏林圍牆的倒下，講到我們偉大袓國的自由與民主。 我們的袓國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嚐到自由與民主的味道呢？


本文轉載自＜亞洲週刊＞第二十三卷四十七期專欄＜昨日與明日＞


　　從奧斯邦姆火車站出來，穿過紐倫大街，就是東岸美術館。沿河的一條長牆，上面滿是塗鴉，顏色亮麗，像是不久前才剛剛畫上的，一些牆面顏料還沒來得及乾。

　　遊人們沿牆而走，在他們喜歡的畫面前停下來，拍照留念。這是十一月八日下午的柏林，慶祝的氣氛已四處瀰漫。天空陰沉，天氣寒冷潮濕，人們卻到處湧來，他們要見證歷史的紀念時刻。

　　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牆被拆除，東西德邊境開放。即使在奇蹟與驚恐不斷的一九八九年，它也是最富標誌性的一刻，它代表了一種信仰與體制最後的衰竭和崩潰。

　　同樣的民族、同樣的傳統，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一方繁榮、自由，一方匱乏、壓抑。只有架起高牆、鐵荊棘、命令瞭望塔上的士兵隨意的射殺，才能減少一方向另一方的逃離。很少國家有過如此撕心裂肺的經歷和如此觸目驚心的對比，被三八線劃開的南北朝鮮，中國的台灣海峽與深圳河，都是知名的例證。

　　大部分牆體早已拆掉，這家東岸美術館是保留最長的一段了，足有兩公里。遊客們都要經過此處，觀賞那些呼籲世界和平、人類自由的塗鴉，購買一兩塊牆體碎石，像是完成了一次對歷史的憑弔。它像是這城市裏最知名的玩具，可愛又神秘，鮮艷的顏料早已遮住了它曾經的滄桑與悲劇。一位東柏林的心理醫生曾經用「The Wall Sickness」來解釋東德人的普遍的壓抑和高自殺率。這道牆穿過柏林的市中心，像是壓在東德人的心上，是喘息不了的絕望。但現在，殘留的這一段是勝利的象徵，意味著自由的不可阻擋。

　　我從東岸美術館來到布萊登堡前，一個由畫板組成的多米諾骨牌已搭成。畫板是孩子們的傑作，自由的展現他們對於柏林牆、德國統一、自由、民主、美好生活的理解。孩子式的稚氣與想像力隨處可見，他們把腦海中的一切都圖上了畫板，很多時候你什麼都看不清，只看到亂作一團的顏色。十一月九日夜晚，這個骨牌將被推倒，是二十週年慶祝活動的高峰。是誰來推倒第一塊呢？是戈爾巴喬夫嗎？是他的改革精神和克制能力，推動了共產主義陣營的巨變。

　　推倒第一塊骨牌的是萊赫·瓦文薩（華里沙）。在BBC的畫面上，我看到了身材矮小的瓦文薩。他的頭髮、鬍子都白了，也更胖了，但仍是一副工人模樣。在一九八零年的團結工會成立前，他的確是波蘭列寧造船廠一名被開除的電焊工。沒有人再比他適合推倒這第一塊骨牌了。波蘭的團結工會，開啟了一個時代——在一個權力對比失衡的環境中，手無寸鐵的普通人如何組織起來，通過非暴力的方式一步一步拓展自由。

　　骨牌被推倒了，歡呼聲四起，雨中的柏林開始放煙火。一九八九年的東歐多像是一個多米諾效應。六月四日，波蘭第一次全國大選，缺乏政治經驗的團結工會大獲全勝；十月六日，匈牙利共產黨改建為「匈牙利社會黨」，宣布以混合經濟、自治制度、多黨制議會基礎上的民主社會主義為奮鬥目標；十一月七日，布拉格的天鵝絨革命；十一月九日，柏林牆倒塌；十二月二十五日，東歐最頑固的領導人齊奧塞斯庫曝屍街頭……

　　很多人也曾希望，中國也是這骨牌中的一塊。天安門廣場上的年輕人，也像東歐的工人、學生一樣，充滿了對自由的強烈渴望，他們的結果卻是迥異的。歷史並非一定如此，天安門不一定流血，而東歐的多米諾效應也不一定如此成功。我可以想像波蘭人在一邊等待大選結果，一邊在電視畫面上看到天安門事件時的恐懼。歷史很可能滑向另一端，他們贏得了大選，卻被清洗，這曾經發生過，未來也仍可能發生；十月初，當中國副總理姚依林訪問柏林時，東德領導人昂納克對北京的強硬態度很是傾心。但也正是戈爾巴喬夫，在天安門事件後，明確表示他不希望採取類似的手段，他的態度鼓舞了整個東歐。在東德，「戈爾巴喬夫效應」最為明顯。多年來，昂納克的強硬統治摧毀和壓抑了任何自生的抵抗力量，東德尤其依賴蘇聯，也因此他們的希望全部寄託於蘇聯。這長年的壓抑在十一月九日，迎來了爆發。

　　二十年過去了，很多變化已經發生。人們以不同的方式來紀念歷史。在二零零九年六月四日的天安門廣場上，到處是便衣警察，他們穿著同樣顏色的短袖衫，四處張望，很多人甚至想不起來這是個特殊的日子了，曾經一代人為理想而丟掉了自己的生命，下午一場黃沙捲過北京城。十一月九日的柏林籠罩在雨中，人們擁擠在街頭，喝酒、聊天、接吻、看著大屏幕，很多人或許不知道歷史的沉重了，這卻不妨礙他們享受著眼前的自由。北京官方又封鎖了一家名為Berlin twitter wall的德國網站，因為太多的中國訪問者在上面表達了對柏林牆的看法。對於北京官方來說，似乎二零零九年的柏林牆與一九七九年的西單民主牆一樣，都是他們厭惡和必須管轄的對象。

Will U.S. Experience High Inflation in the Future?

By P.A.

　　最近讀到一些有關美國經濟的討論，內容是關於在美國政府與聯邦儲備銀行的一連串緊急財政援助(bailouts)後，美國經濟會否出現高通脹(high inflation)的風險。

大多數的討論都是圍繞着美國政府的國債與聯邦儲備銀行的reserve balances.

　　上圖可見美國國債在2009年已經超過其GDP的80%，而且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估計，美國國債將會持續攀升，直到2012年其國債佔GDP的比率將會超過100%。再加上美國的財政赤字在2009年第二季已經差不多佔GDP的10%（其他國家只有2-3%)，很多人開始擔心美國應如何或有沒有能力去償還這筆巨大的費用。美國政府會否嘗試創造金錢(create money)或者透過通脹來償還或者降低其負債的實質價值(real value)。換句話說就是美國可能會有誘因(incentive)去製造通脹以減低其債務的壓力。

　　筆者(或一些人)覺得上述情況發生的機會不大，原因是如果美國真的出現通貨膨脹現象，美國的一些大債主(creditors)，例如：中國、日本等，所持有的巨額美元資產的價值就會迅間蒸發，蒙受巨大損失。再者，美國通脹會引致美元疲弱，這是一些出口導向國家(export oriented countries)，如中國、台灣、日本等，所不希望看到的。因為美元貶值會對這些國家的出口有負面的影響，續而影響他們的經濟。所以筆者(或一些人)都認為這些國家會阻止美國作出通脹的行動。

　　其實美國的一些債權國已經開始意識到美國通貨膨脹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並嘗試把資產轉換成美元以外的資產，以保障自身利益。就好像2009年3月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發表的<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就充分反映了美國資產持有國對美國通脹潛在風險的擔憂。

第二個擔心美國會有通貨膨脹的原因是有關於聯邦儲備銀行最近的一些舉動。


　　上面所示的是聯邦儲備銀行(Fed)的reserve balances，其定義是The amount of funds held by a depository institution in its account at its Federal Reserve Bank，簡單的說就是銀行存在Fed的錢。我們可以看到reserve balances從2008年的9月開始上升，而且上升的程度非常大。史丹佛大學經濟系教授John Taylor認為:"The recent increase came about 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Fed’s decision to purchase securities and make loans to certain sector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ore specifically, the Fed financed these securities purchases and loans by creating reserve balances—creating money."。Taylor所擔心的是如果這筆巨額金錢從Fed流到市場的話，那麼美國經濟將會無可避免的出現高通脹。他說："Federal Reserve will have to remove these reserves or we will have a large increase in inflation."。加州大學經濟系教授James Hamilton也同樣認為"If those funds do start to end up as cash held by the public, then the Fed will need to worry again about inflation."。

　　雖然上面的討論顯示美國有機會出現高通脹的風險，但很多人仍然願意把資金存放在美國，原因是他們依然覺得美國是一個相對安全的經濟體系。而且他們也覺得在短期(short run)內美國經濟仍然會處於衰退的困境當中，可能高通脹會在長期(long run)影響美國也說不定，但通脹現在還不是一個逼切的問題。

　　筆者的興趣與專長並不是總體經濟學(Macroeconomics)或貨幣銀行學(Money and Banking)，所以不敢胡亂猜測美國經濟是否會在長期出現高通脹的風險。但講到長期，不禁令筆者想起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就是John M. Keynes的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參考資料：
http://www.planbeconomics.com/2009/03/20/5-steps-to-hyperinflation-in-the-united-states/
http://www.stanford.edu/~johntayl/House%20FSC%20testimony%20Feb%2026.pdf
http://www.econbrowser.com/archives/2008/12/federal_reserve_1.html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4224004574489251193581802.html
http://www.forbes.com/2009/08/11/federal-reserve-economy-business-washington-dollar.html

台北與澳門之間對重視宜人環境文化的分別，窺探出彼此發展程度的差異。

By T.W.

　　筆者早前往台北遊覽數天，在使用某間麥當勞的洗手間時，看到以下標貼並將之拍下：


大家可按圖片放大以查看標語內容。

　　圖一那個是市政府設立的，另一個是麥當勞本身設立的，上面所寫的內容是關於呼籲使用者自覺維持洗手間不髒不臭。大家會否發覺，同樣是麥當勞，但身處在澳門的，未曾見過如斯標語。在使用圖中標語所在的洗手間後，筆者感到標語設立的原因不是因為當地人對維護洗手間的不自覺，而是從麥當勞都設立這種標語得知他們對這方面的意識很強和有一份執著。他們認為這方面的事是很重要的，而會刻意地設立標語。

　　反觀澳門，雖則大多公眾場所洗手間的環境還可以過得去，但筆者未曾見過這類標語的刻意設立 (只有請沖廁和靠前站立尿桶等的標語)。各位有曾見過澳門政府設立如圖一的檢查標籤？這就是台北與澳門之間對重視宜人環境文化的分別。在澳門，當然，高級場所的洗手間環境是非常宜人，但很多地方的洗手間環境都不太理想。

　　就以這幾年關閘邊檢大樓的洗手間為例，這新建的澳門口岸，洗手間是低檔次的，雖不至於有高度異味，但這是個不折不扣的濕和陰的洗手間，洗手設備極不理想。總的而言，是一個使人想快步離開的洗手間。高收入經濟體政府的出入境口岸應該有這樣的洗手間嗎？(好像聽聞將會或已經設立了較高檔次的洗手間，但重點是這不濟的洗手間在澳門擁有高人均GDP的這幾年間畢竟存在了幾年)。

　　從筆者身處台北期間，多次使用小商戶內洗手間的經驗得知 (他們當然不華麗，但同樣很整潔)，這種標語的設立是出於一種對這方面重視的文化，而不是因為人們使用洗手間的不自覺。

　　見微知著，從細微處可感性地看出擁有很高人均GDP的澳門與高人均GDP的台北之間發展程度的差異。

註：澳門2007和2008年的人均GDP為35374和39036美元，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台灣則分別為16855和17083美元，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台灣的縣市則沒有正式官方統計資料，各研究結果有所不同。以台灣經濟研究院今年三月發表的研究報告為例，估算出台北市人均GDP達48400美元，而將匯集台北縣市、基隆市、桃園縣等的大台北地區列入，人均GDP則為25000美元。至於中國社科院出版的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2008年版本，台北市的人均GDP則為14000美元左右。

為甚麼澳門難得的人均GDP高速增長沒有帶來真正深層的喜悅

By T.W.

　　經濟發展的最終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質。而很難得地，澳門的GDP在賭權和自由行開放後幾年內神話般地增長。從數字上看，從中等發達經濟體水平 (人均GDP 14000USD, 直觀想像：西班牙和葡萄牙級) 變成發達經濟體中的最高行列 (人均GDP 39000USD, 美國和日本級)。單看數字本以為這是一件很雀躍、高興、自豪、激昂的事。但人們很容易驚覺地發現，難得的人均GDP飛躍並沒有使澳門發展成這些高收入地區所擁有的氣質和各種生活精神面貌。

　　本來，GDP高速增長不是好事嗎？這樣不是能使我們相應地變成高品質發達的社會嗎？現在澳門社會各方面的具體發展情況相信大家有目共睹，顯然地社會的發展 (醫療、人民素質、教育品質、環境清潔衛生，總之概括而言就是高收入經濟體自然散發出來的氣質) 沒有相應地跟隨GDP增長的大致步伐，與數字上人均GDP 39000美元這麼高的狀況形成很大反差，社會發展怎樣不足的具體情況在此不再詳述，因各方人士包括市民、議員和學者已經常談論。社會各方面的發展與人均GDP增長的大差距，不是違背了經濟發展當初的根本目的嗎？最容易而深刻地引用的一段林玉鳳 (澳大傳播系助理教授) 寫過的話是 "社會富裕了，可惜卻沒有好好利用機會......澳門在過去十年原本可以做得更好"，明顯地政府很多方面是："不是不能也，是不為也"。

　　政府沒有抓住難得的GDP高速增長所帶來的財富去盡力做一些社會民生發展的事，更沒有抓住這些財富去開始規劃實行使澳門經濟長遠結構升級的措施，因我們知道經濟結構升了級才是真正的硬發展，並能保證經濟結構長遠的健康和可持續性，我們知道有了巨大財富相對沒有財富巨大增長而言是較容易執行和規劃一些長遠的措施。寫到這裡，大家都知我對於澳門社會和政府的人所共知的一般性結論吧，在此不再作贅述。

　　在說話結束之前，還有一點要說的，就是政府的管治和發展水平固然是一個問題，但其實作為一般市民的我們，至少是作為一些本來或這幾年富起來的中青年朋友，有否去逐步改變一些生活點滴而使我們的生活態度和模式漸趨近發達國的人民，要知道社會就是由人民組成的，就讓我們從個人自身做起，在金錢上富起來的澳門裡開始實行個人思想行為的改變，使我們與發達國人民擁有的特質更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