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P.A.
許知遠，被喻為是當今中國最具洞見的公共知識份子之一。看看他如何從柏林圍牆的倒下，講到我們偉大袓國的自由與民主。 我們的袓國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嚐到自由與民主的味道呢？
本文轉載自＜亞洲週刊＞第二十三卷四十七期專欄＜昨日與明日＞
從奧斯邦姆火車站出來，穿過紐倫大街，就是東岸美術館。沿河的一條長牆，上面滿是塗鴉，顏色亮麗，像是不久前才剛剛畫上的，一些牆面顏料還沒來得及乾。
遊人們沿牆而走，在他們喜歡的畫面前停下來，拍照留念。這是十一月八日下午的柏林，慶祝的氣氛已四處瀰漫。天空陰沉，天氣寒冷潮濕，人們卻到處湧來，他們要見證歷史的紀念時刻。
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牆被拆除，東西德邊境開放。即使在奇蹟與驚恐不斷的一九八九年，它也是最富標誌性的一刻，它代表了一種信仰與體制最後的衰竭和崩潰。
同樣的民族、同樣的傳統，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一方繁榮、自由，一方匱乏、壓抑。只有架起高牆、鐵荊棘、命令瞭望塔上的士兵隨意的射殺，才能減少一方向另一方的逃離。很少國家有過如此撕心裂肺的經歷和如此觸目驚心的對比，被三八線劃開的南北朝鮮，中國的台灣海峽與深圳河，都是知名的例證。
大部分牆體早已拆掉，這家東岸美術館是保留最長的一段了，足有兩公里。遊客們都要經過此處，觀賞那些呼籲世界和平、人類自由的塗鴉，購買一兩塊牆體碎石，像是完成了一次對歷史的憑弔。它像是這城市裏最知名的玩具，可愛又神秘，鮮艷的顏料早已遮住了它曾經的滄桑與悲劇。一位東柏林的心理醫生曾經用「The Wall Sickness」來解釋東德人的普遍的壓抑和高自殺率。這道牆穿過柏林的市中心，像是壓在東德人的心上，是喘息不了的絕望。但現在，殘留的這一段是勝利的象徵，意味著自由的不可阻擋。
我從東岸美術館來到布萊登堡前，一個由畫板組成的多米諾骨牌已搭成。畫板是孩子們的傑作，自由的展現他們對於柏林牆、德國統一、自由、民主、美好生活的理解。孩子式的稚氣與想像力隨處可見，他們把腦海中的一切都圖上了畫板，很多時候你什麼都看不清，只看到亂作一團的顏色。十一月九日夜晚，這個骨牌將被推倒，是二十週年慶祝活動的高峰。是誰來推倒第一塊呢？是戈爾巴喬夫嗎？是他的改革精神和克制能力，推動了共產主義陣營的巨變。
推倒第一塊骨牌的是萊赫·瓦文薩（華里沙）。在BBC的畫面上，我看到了身材矮小的瓦文薩。他的頭髮、鬍子都白了，也更胖了，但仍是一副工人模樣。在一九八零年的團結工會成立前，他的確是波蘭列寧造船廠一名被開除的電焊工。沒有人再比他適合推倒這第一塊骨牌了。波蘭的團結工會，開啟了一個時代——在一個權力對比失衡的環境中，手無寸鐵的普通人如何組織起來，通過非暴力的方式一步一步拓展自由。
骨牌被推倒了，歡呼聲四起，雨中的柏林開始放煙火。一九八九年的東歐多像是一個多米諾效應。六月四日，波蘭第一次全國大選，缺乏政治經驗的團結工會大獲全勝；十月六日，匈牙利共產黨改建為「匈牙利社會黨」，宣布以混合經濟、自治制度、多黨制議會基礎上的民主社會主義為奮鬥目標；十一月七日，布拉格的天鵝絨革命；十一月九日，柏林牆倒塌；十二月二十五日，東歐最頑固的領導人齊奧塞斯庫曝屍街頭……
很多人也曾希望，中國也是這骨牌中的一塊。天安門廣場上的年輕人，也像東歐的工人、學生一樣，充滿了對自由的強烈渴望，他們的結果卻是迥異的。歷史並非一定如此，天安門不一定流血，而東歐的多米諾效應也不一定如此成功。我可以想像波蘭人在一邊等待大選結果，一邊在電視畫面上看到天安門事件時的恐懼。歷史很可能滑向另一端，他們贏得了大選，卻被清洗，這曾經發生過，未來也仍可能發生；十月初，當中國副總理姚依林訪問柏林時，東德領導人昂納克對北京的強硬態度很是傾心。但也正是戈爾巴喬夫，在天安門事件後，明確表示他不希望採取類似的手段，他的態度鼓舞了整個東歐。在東德，「戈爾巴喬夫效應」最為明顯。多年來，昂納克的強硬統治摧毀和壓抑了任何自生的抵抗力量，東德尤其依賴蘇聯，也因此他們的希望全部寄託於蘇聯。這長年的壓抑在十一月九日，迎來了爆發。
二十年過去了，很多變化已經發生。人們以不同的方式來紀念歷史。在二零零九年六月四日的天安門廣場上，到處是便衣警察，他們穿著同樣顏色的短袖衫，四處張望，很多人甚至想不起來這是個特殊的日子了，曾經一代人為理想而丟掉了自己的生命，下午一場黃沙捲過北京城。十一月九日的柏林籠罩在雨中，人們擁擠在街頭，喝酒、聊天、接吻、看著大屏幕，很多人或許不知道歷史的沉重了，這卻不妨礙他們享受著眼前的自由。北京官方又封鎖了一家名為Berlin twitter wall的德國網站，因為太多的中國訪問者在上面表達了對柏林牆的看法。對於北京官方來說，似乎二零零九年的柏林牆與一九七九年的西單民主牆一樣，都是他們厭惡和必須管轄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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