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T.W.
經千辛萬苦爭取得來有實質民主成分進步的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改良方案在6月25日順利通過，望能使香港日後的政制真正持續向前走。
港政改民主黨提出的改良方案
方案通過的關鍵，自然就是民主黨投下支持的8票。今次通過的立法會產生辦法，是經中央接納民主黨提出的“直選區議會功能組別”，或稱“一人兩票”改良方案，即新增的5個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由民選區議員提名，再由約320萬沒有傳統功能組別投票權的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使全港選民皆有兩票 (傳統功能組別選民一票地區直選一票所屬功能組別；一般選民一票地區直選一票新增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使立法會內原直選加上變相直選的議席比例增至近六成。
在表決前夕，港府接納改良方案，民主黨決定為政改投贊成票後，泛民激進陣營開始對民主黨展開狙擊，指責民主黨出賣香港民主，不斷退讓底線，放棄爭取終極普選目標，更甚是與中央“檯底交易”云云。民主黨與中央展開的破冰對話，本有兩大部分的訴求：一) 民主黨提出2012年方案要對2017年和2020年作出真普選承諾，即能保證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提名低門檻和2020年立法會選舉全面取消功能組別；二) 政府提出的5席新增連同原本的1席區議會功能議席，政府建議本由民選區議員互選，而民主黨則提出改成上段所指的改良方案，務能較大程度增加立法會的民主成分。對於第一點要求，中央堅持要按2007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辦事而拒絕作出承諾。在溝通過程中，民主黨認識到使中央對第一點作出承諾的機會渺茫，因此轉而堅持尋求階段性的民主成果，最後得到中央對第二點作出接受。
支持民主黨投贊成票的意見認為，改良方案使立法會內實質民主成分增加，而這種增加在將來是不可逆轉的，應該珍惜這種階段性成果，為日後政制繼續向前，繼而朝着2017年和2020年終極普選創造穩固有利條件。在客觀環境下，如政改再一次被否決，不見得能對邁向終極普選目標有利。
中央轉軚支持改良方案
6月上旬，中央指出改良方案等於變相直選5個新增區議會議席，違反2007年人大常委會直選與功能組別議席各佔一半的決定，本來各界對今次政改能最終通過不予寄望。然而在6月中旬，曾於5月底批評改良方案違反人大決定的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表示，該方案沒有違反人大決定，因為5席新增區議會議席，由沒有功能組別投票權的選民選出，這便不是一人一票的直選，值得考慮支持 (當筆者首次在電視上聽到此消息時，頓時感到今次政改終見曙光)。同一時間多位建制派人士紛紛改變看法，對改良方案放“暖風”，他們均表示方案中5個新區議會議席剔除傳統功能組別選民，而且候選人只限於區議員，所以不是分區直選，符合2007年人大決定。自此各界認為中央很大機會將會接納改良方案。改良方案最終在立法會表決政改前，獲中央接納。其後港府對此作正式宣佈，民主黨因而決定對政改投贊成票。
由中央起初指出改良方案違反人大決定，到政改表決前夕認為方案符合人大決定而予以接納，從這種轉變我們可以看出，對法規條文的不同詮釋，往往會給政治對話和互相妥協留下空間。而條文的“空泛”本身就是為了預留位置，為政治各方的博奕提供更大迴旋空間。條文越“空泛”，空間越大。如在今次政改中， 人大2007年的決定本身就沒有把內容表述得非常具體，只規定：“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卻沒有具體說明兩者選舉的方法，以使中央能掌有空間根據香港政情和民情作出“轉軚”，並使建制派人士能易於撰文支持改良方案，如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在明報提出：“人大常委會決議把“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二分，而政府已定義區議會屬功能組別，而由在其他功能組別選舉中沒有選舉權的普羅選民投票，技術上不是“分區直選””；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在明報寫道：“當年的決定只是規定直選議席和功能組別議員比例不變，並沒有規範功能組別議員的選舉辦法”。政治本身就是一種恆常的互動過程，這種過程反映出博奕各方不斷爭取各自政見的重要性。難道不作鍥而不捨的爭取，便能使得這次政改得以朝增加民主成分的方向通過嗎？
民主黨務實逐步爭取民主成分
筆者認為，民主黨在可行的“框架”內已盡可能爭取更多民主成分。今次方案未盡善而遺憾之處在於，未能成功爭取中央對2017年和2020年作具體的真普選承諾，但中央已斷言港府只獲人大常委會授權處理2012年兩個選舉的選舉辦法，並沒有獲授權處理隨後選舉的選舉辦法。在“博奕”過程中，民主黨深知中央對具體化真普選內容的讓步機會不大，遂退至力爭改良方案。在成功爭取有實質民主成分進步的方案下，如民主黨再運用否決權，那2012年政制確是不能向前走，政制發展前景將繼續深陷泥潭。一些較激進民主派人士的訴求，就是2012年實行雙普選，對於這個要求，務實上更沒有可能達到。人大的決定已清楚說明2012年兩個選舉不實行普選，“白紙黑字”是斷不能違反。日後我們樂於見到的是，泛民主派要為成功爭取2017年和2020年真正的普選作出持久努力。
在不能違反2007年人大決定的前提下，民主黨成功爭取改良方案而使政制得以向前走，又何罪之有呢？
澳基本法列明09年選舉辦法可修改
香港政制在2012年得以向前走的同時，澳門的情況又如何呢？
香港基本法附件列明2007年以後的選舉辦法可以作出修改。因此，港府曾於2005年推出政改方案，以修改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但當年方案未能取得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猶幸今年沒有重蹈政改被否決的覆轍。澳門基本法附件則列明2009年及以後的選舉辦法同樣可以修改。而事實上，澳門2009年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並沒作出修改，繼續沿用基本法附件內的現行產生辦法。
政改方案在提出前，需要預留一定時間作相關的前期預備工作，包括公眾諮詢和啟動修改選舉辦法的必經法律程序。例如，香港的選舉辦法如要作出修改，必須遵循2004年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內修改選舉辦法的程序的解釋，即通稱的“五步曲”，他解釋了修改選舉辦法的必經程序：行政長官首先需向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提請人大常委會決定兩個選舉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經人大常委會確定需要修改後，特區政府再向立法會提出修改方案，經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
然而在過去數年，澳門政府並沒有公開為未來政制發展向社會各界和公眾作廣泛諮詢。根據香港的經驗和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早前來澳表示，澳門的政改同樣需要經過“五步曲”，即首先需要獲得人大常委會確定選舉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而整個政改“五步曲”能啟動的第一步，就是在諮詢公眾和社會各界後，特首根據澳門社會對政制發展的主流意見，向人大常委會提交選舉辦法需要修改的報告。最後澳門2009年的兩個選舉不是因被立法會否決修改方案，而是因政府沒有提出修改方案，而沿用現有的選舉辦法。
立法會產生辦法需修改
澳門立法會的民主成分，本來已比香港較為落後。先說回歸後香港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演變。第一屆立法會 (1998年選出) 的組成，由人大在1990年作出的決定予以規定：分區直選20席，選舉委員會選出10席，功能組別30席。而香港基本法附件列明，第二屆立法會 (2000年選出) 的組成如下：分區直選24席，選舉委員會選出6席，功能組別30席；第三屆立法會 (2004年選出) 已增至分區直選和功能組別各30個議席。至於2008年選出的第四屆立法會，本來基本法規定可作出產生辦法的修改，但因政改方案在2005年被否決，而沿用上屆的產生辦法。
至於澳門的情況，人大在1993年作出的決定對第一屆立法會的組成作出如下規定：一人一票直選8席，間接選舉8席，特首委任7席。而澳門基本法附件列明，第二屆立法會 (2001年選出) 的組成如下：直選10席，間選10席，特首委任7席；第三屆立法會 (2005年選出) 比上屆增加2個直選議席，其餘兩種議席數量不變。至於2009年選出的第四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澳門基本法同樣規定可作出修改，但政府沒有提出修改方案，因此沿用上屆的辦法，三種議席比例維持不變，即是說現時澳門立法會內的直選議席，只佔總數約40%，仍未達到一半，因此立法會未能切實有效監督政府的施政和運作。在此前提下，澳門來屆的立法會產生辦法有必要作出修改。
政改前期工作需時
澳門來屆選舉將是2013年立法會和2014年行政長官選舉。根據香港於今年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的經驗，澳門如計劃修改來屆的選舉辦法，便需在2011年提出建議方案予立法會表決，這使得今年其實便要啟動相關前期工作。現以香港的情況，說明啟動政改的前期工作需耗時經年。
上文已指出，香港選舉辦法的修改，需要經過“五步曲”。由於香港基本法附件沒有明確說明選舉辦法的修改需要先由中央政府確定，人大常委會遂於2004年4月6日對基本法附件一和二內相關條文作了解釋，此即“五步曲”的由來。釋法後，特首於4月15日向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2007年和2008年兩個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4月26日，人大公佈決定，表明兩個產生辦法可作出修改，並規定2007年不實行普選行政長官，2008年立法會功能團體和直選議席各佔一半的比例維持不變。在此基礎上，港府於2005年12月提交政改方案予立法會表決，但最後遭到否決。
從2005年底至2007年中，港府的策略發展委員會 (策發會) 多次舉行了普選議題的會議，並就未來普選的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展開實質討論。2007年7月11日，政府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以策發會的討論和社會各界提供的建議為基礎，諮詢公眾對上述普選三個元素的意見。同年12月12日，特首根據公眾諮詢的主流意見，提交關於政制發展諮詢情況及2012年是否需要修改選舉辦法的報告，予人大常委會審議。12月29日，人大公佈決定，表明選舉辦法可作修改，規定2012年同樣不實行普選行政長官，立法會功能團體和直選議席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並給出2017年和2020年可實行普選的時間表。在此次人大決定的框架下，港府於2009年11月發表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及後在本年4月發表建議方案，最後民主黨提出的改良方案獲接納，政改方案在6月順利通過。
2017、2019年兩個選舉產生辦法的相關工作
上述香港的情況表明，就算以時間準備上相對2012年政改方案較為倉猝的2007/2008年政改方案為例，澳門如在2011年向立法會提出方案，以修改2013年立法會和2014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特首最遲今年便需提交報告，提請人大常委會決定選舉辦法是否需要修改，這表示在此前需要獲得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的解釋以說明政改“五步曲”。同時政府內部和社會各界更要着手對政制發展細則問題進行實質研究，並作廣泛公眾諮詢。然而2010年已過半，上述各項工作並沒有展開，更看不出有開始啟動的跡象，這意味2011年不可能提出政改方案。那政改方案可否在2012年提交予立法會表決？對於2013年舉行立法會選舉而言，時間非常倉猝。香港兩次的政改方案均在選舉年的前兩年發表，因需要預留足夠時間進行本地立法以修改具體的選舉方法。
當錯過了2013年和2014年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後，澳門政府和社會各界便需着手籌劃2017年立法會和2019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改工作。我們首先需要獲得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的解釋，這是政改工作的第一先決條件。
政制發展是澳門社會的重大事項，需要經過社會各界較長時間廣泛而深入的討論，集思廣益，盡可能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識。現在距離2017年還有較為充足的時間，但由於在回歸後澳門基本沒有政改的研究和討論，缺乏相關經驗，可以預料形成政制發展的主流共識需時較長。因此，政府相關官員和專家學者從最近開始便需要着手對政制發展作研究，諸如相關的憲制和法律問題等；此後與不同團體、社會人士、學者等展開廣泛討論和諮詢，包括政制發展的原則、兩個產生辦法修改的方向、長遠“雙普選”的準備工作等，以尋求較廣泛的共識，再以此為基礎展開廣泛公眾諮詢，這樣才有望在2015年或之前提出政改方案，以修改2017年和2019年兩個產生辦法。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8月16日《澳門日報》視野版
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澳門. Show all posts
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澳門. Show all posts
Wednesday, August 18, 2010
Wednesday, May 12, 2010
住房與兒童成長問題
By T.W.
社會問題往往是一環扣一環的。
高樓價問題近年成為內地和港澳的熱話，是低收入群體和夾心階層的怨氣之一。無樓的低收入家庭要承受愈加沉重的租金壓力，夾心階層則“上樓”無望。本文無意參與置業無望問題的討論，反倒希望藉此帶出一個擾人的問題，那就是我們始終面臨着跨代貧窮的陰霾。
四月廿八日《澳門日報》的“閒聊坊”專欄提到低收入階層因經常被迫遷以致頻繁搬屋，居住環境的頻繁轉變使孩子深感困擾，因迫遷而受害最深的是本來應該擁有快樂童年的下一代。當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不能有一個安穩居所時，那是很令人感到沮喪的。社會需要竭力為孩子提供健康快樂的成長環境，並提供良好的教育。頻繁轉換居住環境，人為地扼殺了小孩本應可享有的良好成長環境，打擊了他們的學習和個人成長。這些小孩的遭遇大有可能在若干年後造成青少年問題。
具體而言，最嚴重的會導致他們學壞，包括聯群結黨欺凌他人、濫藥，甚或從事非法勾當等等；而沒有“正式學壞”的，由於他們學習的基礎、興趣和積極性受到衝擊，導致成績未如理想而頻繁留級，或中途輟學；有的勉強完成中學。縱使這些童年時期持續受困的青少年將來有幸能進入大學，但童年不理想的成長環境使然，會埋下“犬儒”種子，不談抱負和理想這等“抽象”的東西，讀大學只求一紙證書，畢業後能更好地找工作，並如熱鍋螞蟻般渴求快快升職加薪，一切只向錢看 (當然此乃人之常情，但我在這裡特指的是以犬儒和悲情的心態對待工作和生活的青年)，他們的人生價值觀已積重難返。
綜上所述，頻繁搬屋這種扼殺孩子健康成長的負面因素，導致這些孩子將來的學歷水平，或曰“個人發展水平”，相對其他群體而言處於劣勢，和他們的父母輩相比並不能有大幅度的提升，致使他們終歸在低下階層圈內打轉，取得“全人發展”的希望消失。在當今澳門人均生產總值節節上升並追近西方發達國的年代，我們的孩子應該享有有助他們日後適應新世紀挑戰的理想成長環境的“合法性”(Legitimacy)。
相比起兒童成長問題，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住房問題是建基於一些相對更“理想化”的想法 (夾心階層和新一代“上樓”)。其實重點已經不再是爭論政府是否有義務確保新一代較易上樓這等表面化的問題那樣簡單，而是背後有一個更為關鍵但常被人有意無意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兒童應受到關顧 (不是溺愛) 不應該受到扼殺。正如本文所述，兒童快樂健康地成長關乎社會未來的形態和長遠競爭力。折衷地說，縱使政府未能妥善處理好成人世界的民生問題，兒童問題絕對沒有失守的理由。但無奈的是，衝擊着成人世界的問題，大多都不由自主地也衝着兒童而來。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5月10日《澳門日報》新園地
社會問題往往是一環扣一環的。
高樓價問題近年成為內地和港澳的熱話，是低收入群體和夾心階層的怨氣之一。無樓的低收入家庭要承受愈加沉重的租金壓力，夾心階層則“上樓”無望。本文無意參與置業無望問題的討論，反倒希望藉此帶出一個擾人的問題，那就是我們始終面臨着跨代貧窮的陰霾。
四月廿八日《澳門日報》的“閒聊坊”專欄提到低收入階層因經常被迫遷以致頻繁搬屋，居住環境的頻繁轉變使孩子深感困擾，因迫遷而受害最深的是本來應該擁有快樂童年的下一代。當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不能有一個安穩居所時，那是很令人感到沮喪的。社會需要竭力為孩子提供健康快樂的成長環境，並提供良好的教育。頻繁轉換居住環境，人為地扼殺了小孩本應可享有的良好成長環境，打擊了他們的學習和個人成長。這些小孩的遭遇大有可能在若干年後造成青少年問題。
具體而言，最嚴重的會導致他們學壞，包括聯群結黨欺凌他人、濫藥，甚或從事非法勾當等等；而沒有“正式學壞”的，由於他們學習的基礎、興趣和積極性受到衝擊，導致成績未如理想而頻繁留級，或中途輟學；有的勉強完成中學。縱使這些童年時期持續受困的青少年將來有幸能進入大學，但童年不理想的成長環境使然，會埋下“犬儒”種子，不談抱負和理想這等“抽象”的東西，讀大學只求一紙證書，畢業後能更好地找工作，並如熱鍋螞蟻般渴求快快升職加薪，一切只向錢看 (當然此乃人之常情，但我在這裡特指的是以犬儒和悲情的心態對待工作和生活的青年)，他們的人生價值觀已積重難返。
綜上所述，頻繁搬屋這種扼殺孩子健康成長的負面因素，導致這些孩子將來的學歷水平，或曰“個人發展水平”，相對其他群體而言處於劣勢，和他們的父母輩相比並不能有大幅度的提升，致使他們終歸在低下階層圈內打轉，取得“全人發展”的希望消失。在當今澳門人均生產總值節節上升並追近西方發達國的年代，我們的孩子應該享有有助他們日後適應新世紀挑戰的理想成長環境的“合法性”(Legitimacy)。
相比起兒童成長問題，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住房問題是建基於一些相對更“理想化”的想法 (夾心階層和新一代“上樓”)。其實重點已經不再是爭論政府是否有義務確保新一代較易上樓這等表面化的問題那樣簡單，而是背後有一個更為關鍵但常被人有意無意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兒童應受到關顧 (不是溺愛) 不應該受到扼殺。正如本文所述，兒童快樂健康地成長關乎社會未來的形態和長遠競爭力。折衷地說，縱使政府未能妥善處理好成人世界的民生問題，兒童問題絕對沒有失守的理由。但無奈的是，衝擊着成人世界的問題，大多都不由自主地也衝着兒童而來。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5月10日《澳門日報》新園地
Monday, May 3, 2010
人均GDP：衡量生活質素的指標？
By T.W.
GDP (國內生產總值) 是量度在一個地區生產的所有最終商品和服務的價值。現今人們普遍使用人均GDP來大致衡量一個經濟體內的民眾，人均能享用物質的多少，以反映生活質素。然而，人均GDP怎麼切實地反映民眾的生活質素？
[在現今一般情況下，人均GDP通常都約定俗成地成為人們對一個經濟體生活質素評價的第一直觀指標，這是因為GDP本身代表了民眾能享用的產品和服務的多少，而社會普遍正正就是以每人能享用物質的多少來反映民眾生活質素。舉例說，從全球的觀點看，現今人們的平均生活質素遠高於100年前，這就是因為能享用物質的數量和質量遠比100年前多和高，人類能享用的物質水平早已遠超能維持溫飽的水平 (當然我們要知道全世界還有相當比例的人活在水深火熱中)，而這就是經濟不斷增長的具體呈現。
在此撇除收入不均的問題，我們要問，人均能享用的商品越多是否必定意味著擁有越高品質的生活？從當今常識來看，物質水平斷不是衡量生活質素的唯一指標。美國當今的實質人均GDP接近50年前的3倍 (註1)，我們只能大致地說美國人均能享用的物質水平是當時的3倍，但我們能切實地說她們的生活品質是當時的3倍嗎？]
雖然人均GDP確可粗略反映人均能享用物質的多少，卻不能全面反映生活質素。眾多因素如健康水平、教育程度、生活安全程度、收入分配、環境品質、人際關係等都影響生活質素。極其量只能認為在一般情況下，健康水平和教育程度等指標，與人均GDP有某程度的正比關係，但關係不是絕對性。
[筆者現舉一些例子說明GDP對於反映生活質素的缺陷。例如2008年9月颱風“黑格比”襲澳導致的內港嚴重水浸，使很多性能良好甚或新近購買的汽車報廢，對車主來說實際上是一種損失，但GDP並不會減去車主蒙受損失的部分。又或者在某些情況下，GDP會低估了由產品質量提高帶來的生活質素提升，比如我們現今能以相近的價格購買功能遠比5年前優越的手機。]
不同指數側重點有異
正因GDP在某情況下不能良好地衡量生活質素，所以各組織建立不同的生活質素指數，以較綜合地衡量全球各地生活質素。見報率較高的指數，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建立的人類發展指數 (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它把三大指標即生活水平 (以購買力平價 (PPP) 美元計的人均GDP)、健康 (出生時預期壽命) 和教育 (成人識字率和小、中、大學綜合入學率) 化成指數形式，把三者簡單平均得出，指數值介乎最低的0至最高的1之間。
HDI比單純使用人均GDP能較綜合地衡量生活質素。當然，HDI只計算三大“較核心”指標，沒有包括社會其他範疇的指標，如治安、政治參與程度等。HDI的健康和教育指標，只簡單化地以壽命、識字率和入學率作為代表，沒有考慮其他眾多健康和教育指標。該三大指標各自取三分一的權重分配，便可反映生活質素實況嗎？
[此外一些組織亦編製她們的生活質素指數。早前出爐的有International Living Magazine (ILM) 構建的“Quality of Life Index 2010”，此外還有數年前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發佈的“Quality-of-Life Index 2005”。與HDI相比，兩者包含更多社會上的其他範疇，諸如環境、政治自由度、治安、家庭與社區生活等，並各自使用不同的計算方法作出評分。]與EIU相比，ILM內每個社會範疇相對地包含更多指標，如在健康範疇中，EIU只用出生時預期壽命評分；ILM除預期壽命，還包括人均醫生和醫院床位數、嬰兒夭折率、公共醫療開支佔GDP比重等指標。
[以上所提的指數都是把社會上不同領域的指標綜合而成的合成指數。其實我們可以透過自行查找一些各地區個別的民生數據，諸如醫護人員和教師與人口的比例、人均綠化面積、人均居住面積等，使我們可根據自己的偏好，從某一準則對各地的生活質素作出評價。大多數各地區的統計機構都收錄了這類數據。簡單一點，我們可以參閱收錄HDI的人類發展報告 (HDR，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內裡會列出各地HDI三大部分各自的數據，藉此可從某單一範疇對各地作出比較。]
但現時人均GDP仍被廣泛用作評價民眾生活優渥的程度，原因之一是人均GDP是各地區定期公佈的官方數據，意味是最容易直接地取得的數據。另外，社會上沒有一個指標能成為“普世共識”而有能力和細膩地反映民眾生活質素。[而對於各地政府的民望而言，GDP數據的好壞攸關重要，因經濟狀況的好壞往往與民眾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業問題，密切相關。因此在可見的將來，人均GDP作為評價生活質素的第一直觀指標的想法仍會縈繞在人們腦中。]
[總的來說，在比較各地的生活質素時，我們應多參閱各類指標，以作出更綜合的評價。]
HDI易攀世界高排名
最後，當然要比較澳門在不同生活質素指數的世界排名，以下列出三種指標的比較：
1、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09”和澳門統計局的數據，Ｏ八年澳門人均GDP為39,036美元，在182個經濟體中排名21位，比美英法德平均低14%，高於日本、香港、新加坡；在亞洲僅次於卡塔爾、阿聯酋和科威特這3個產油國。
2、聯合國的HDI排名，並不包括澳門和台灣。統計局和台灣行政院主計處自行依照公式計算並公佈各自的HDI得分。由於數據所限，所以筆者現以Ｏ五年的數據作比較 (Ｏ五年澳門人均GDP為24,169美元，排第28位)。在179個經濟體中，澳門、香港和台灣的HDI分別為0.934 (第23名)、0.937 (第21名) 和0.932 (第24名)，三者同樣屬於極高人類發展地區 (註2)。HDI由壽命、識字率、入學率和人均GDP組成的特性，令澳門的HDI能輕易得到高世界排名。
以Ｏ一年為例，澳門的HDI已達0.906，排名22 (註2)，高於台灣和香港；其中出生時預期壽命為81歲，僅次於日本排名全球第2；成人識字率為91.3%，排名85 (台灣95.8%排名60，香港93.5%排名69) (註3)，壽命和HDI排名當年已處世界前列。九三年澳門的HDI已能排名26 (0.897) (註2)。
ILM環境範疇得0分
3、至於International Living Magazine (ILM) 公佈的“Quality of Life Index 2010”，在環境範疇 (佔總分10%，以人口密度和人均排放溫室氣體等指標評比) 中ILM給澳門0分；基建和文化休閒範疇分數亦很低，令澳門總分只有52分 (各範疇得分和總分以100分為滿分)，在194個地區中排第127名，低於很多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中國甚至一些非洲最貧窮的國家。其中，文化休閒範疇主要由識字率、中小學入學率和人均報章發行量等數據評核，但澳門同樣比一些非洲貧窮國家還要低。新加坡同樣由於在環境範疇只得頗低分數而被拖低總分 (排70名)。因此，ILM的生活質素指數在各範疇評分和總分計算方法方面存在爭議。
4、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Quality-of-Life Index 2005”只對111個國家和地區評比，但沒有計算澳門分數。與ILM不同的是，在此指數內各地區排名的特徵大致呈現“普遍的排名概念”，即所有西方發達國家和大部分高收入地區均排在前列位置。
[註釋：
註1：2010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Table B-31.
註2：澳門數據出自DSEC之時間序列資料庫內選人文發展指數；香港數據出自HDR 2007/2008內的TABLE 1；台灣數據出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之統計專題分析
註3：澳門的出生時預期壽命出自統計年鑑2008表2.1.1.，成人識字率出自2001人口普查總體結果之表22；香港成人識字率出自HDR 2003內的TABLE 1，台灣成人識字率出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之統計專題分析
參考資料：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2003, 1996, UNDP]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5月2日《澳門日報》經濟版。[紅色括號]的段落為新聞稿沒有刊登的部分。為保持文章完整性，筆者決定刊出原文。
GDP (國內生產總值) 是量度在一個地區生產的所有最終商品和服務的價值。現今人們普遍使用人均GDP來大致衡量一個經濟體內的民眾，人均能享用物質的多少，以反映生活質素。然而，人均GDP怎麼切實地反映民眾的生活質素？
[在現今一般情況下，人均GDP通常都約定俗成地成為人們對一個經濟體生活質素評價的第一直觀指標，這是因為GDP本身代表了民眾能享用的產品和服務的多少，而社會普遍正正就是以每人能享用物質的多少來反映民眾生活質素。舉例說，從全球的觀點看，現今人們的平均生活質素遠高於100年前，這就是因為能享用物質的數量和質量遠比100年前多和高，人類能享用的物質水平早已遠超能維持溫飽的水平 (當然我們要知道全世界還有相當比例的人活在水深火熱中)，而這就是經濟不斷增長的具體呈現。
在此撇除收入不均的問題，我們要問，人均能享用的商品越多是否必定意味著擁有越高品質的生活？從當今常識來看，物質水平斷不是衡量生活質素的唯一指標。美國當今的實質人均GDP接近50年前的3倍 (註1)，我們只能大致地說美國人均能享用的物質水平是當時的3倍，但我們能切實地說她們的生活品質是當時的3倍嗎？]
雖然人均GDP確可粗略反映人均能享用物質的多少，卻不能全面反映生活質素。眾多因素如健康水平、教育程度、生活安全程度、收入分配、環境品質、人際關係等都影響生活質素。極其量只能認為在一般情況下，健康水平和教育程度等指標，與人均GDP有某程度的正比關係，但關係不是絕對性。
[筆者現舉一些例子說明GDP對於反映生活質素的缺陷。例如2008年9月颱風“黑格比”襲澳導致的內港嚴重水浸，使很多性能良好甚或新近購買的汽車報廢，對車主來說實際上是一種損失，但GDP並不會減去車主蒙受損失的部分。又或者在某些情況下，GDP會低估了由產品質量提高帶來的生活質素提升，比如我們現今能以相近的價格購買功能遠比5年前優越的手機。]
不同指數側重點有異
正因GDP在某情況下不能良好地衡量生活質素，所以各組織建立不同的生活質素指數，以較綜合地衡量全球各地生活質素。見報率較高的指數，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建立的人類發展指數 (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它把三大指標即生活水平 (以購買力平價 (PPP) 美元計的人均GDP)、健康 (出生時預期壽命) 和教育 (成人識字率和小、中、大學綜合入學率) 化成指數形式，把三者簡單平均得出，指數值介乎最低的0至最高的1之間。
HDI比單純使用人均GDP能較綜合地衡量生活質素。當然，HDI只計算三大“較核心”指標，沒有包括社會其他範疇的指標，如治安、政治參與程度等。HDI的健康和教育指標，只簡單化地以壽命、識字率和入學率作為代表，沒有考慮其他眾多健康和教育指標。該三大指標各自取三分一的權重分配，便可反映生活質素實況嗎？
[此外一些組織亦編製她們的生活質素指數。早前出爐的有International Living Magazine (ILM) 構建的“Quality of Life Index 2010”，此外還有數年前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發佈的“Quality-of-Life Index 2005”。與HDI相比，兩者包含更多社會上的其他範疇，諸如環境、政治自由度、治安、家庭與社區生活等，並各自使用不同的計算方法作出評分。]與EIU相比，ILM內每個社會範疇相對地包含更多指標，如在健康範疇中，EIU只用出生時預期壽命評分；ILM除預期壽命，還包括人均醫生和醫院床位數、嬰兒夭折率、公共醫療開支佔GDP比重等指標。
[以上所提的指數都是把社會上不同領域的指標綜合而成的合成指數。其實我們可以透過自行查找一些各地區個別的民生數據，諸如醫護人員和教師與人口的比例、人均綠化面積、人均居住面積等，使我們可根據自己的偏好，從某一準則對各地的生活質素作出評價。大多數各地區的統計機構都收錄了這類數據。簡單一點，我們可以參閱收錄HDI的人類發展報告 (HDR，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內裡會列出各地HDI三大部分各自的數據，藉此可從某單一範疇對各地作出比較。]
但現時人均GDP仍被廣泛用作評價民眾生活優渥的程度，原因之一是人均GDP是各地區定期公佈的官方數據，意味是最容易直接地取得的數據。另外，社會上沒有一個指標能成為“普世共識”而有能力和細膩地反映民眾生活質素。[而對於各地政府的民望而言，GDP數據的好壞攸關重要，因經濟狀況的好壞往往與民眾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業問題，密切相關。因此在可見的將來，人均GDP作為評價生活質素的第一直觀指標的想法仍會縈繞在人們腦中。]
[總的來說，在比較各地的生活質素時，我們應多參閱各類指標，以作出更綜合的評價。]
HDI易攀世界高排名
最後，當然要比較澳門在不同生活質素指數的世界排名，以下列出三種指標的比較：
1、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09”和澳門統計局的數據，Ｏ八年澳門人均GDP為39,036美元，在182個經濟體中排名21位，比美英法德平均低14%，高於日本、香港、新加坡；在亞洲僅次於卡塔爾、阿聯酋和科威特這3個產油國。
2、聯合國的HDI排名，並不包括澳門和台灣。統計局和台灣行政院主計處自行依照公式計算並公佈各自的HDI得分。由於數據所限，所以筆者現以Ｏ五年的數據作比較 (Ｏ五年澳門人均GDP為24,169美元，排第28位)。在179個經濟體中，澳門、香港和台灣的HDI分別為0.934 (第23名)、0.937 (第21名) 和0.932 (第24名)，三者同樣屬於極高人類發展地區 (註2)。HDI由壽命、識字率、入學率和人均GDP組成的特性，令澳門的HDI能輕易得到高世界排名。
以Ｏ一年為例，澳門的HDI已達0.906，排名22 (註2)，高於台灣和香港；其中出生時預期壽命為81歲，僅次於日本排名全球第2；成人識字率為91.3%，排名85 (台灣95.8%排名60，香港93.5%排名69) (註3)，壽命和HDI排名當年已處世界前列。九三年澳門的HDI已能排名26 (0.897) (註2)。
ILM環境範疇得0分
3、至於International Living Magazine (ILM) 公佈的“Quality of Life Index 2010”，在環境範疇 (佔總分10%，以人口密度和人均排放溫室氣體等指標評比) 中ILM給澳門0分；基建和文化休閒範疇分數亦很低，令澳門總分只有52分 (各範疇得分和總分以100分為滿分)，在194個地區中排第127名，低於很多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中國甚至一些非洲最貧窮的國家。其中，文化休閒範疇主要由識字率、中小學入學率和人均報章發行量等數據評核，但澳門同樣比一些非洲貧窮國家還要低。新加坡同樣由於在環境範疇只得頗低分數而被拖低總分 (排70名)。因此，ILM的生活質素指數在各範疇評分和總分計算方法方面存在爭議。
4、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Quality-of-Life Index 2005”只對111個國家和地區評比，但沒有計算澳門分數。與ILM不同的是，在此指數內各地區排名的特徵大致呈現“普遍的排名概念”，即所有西方發達國家和大部分高收入地區均排在前列位置。
[註釋：
註1：2010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Table B-31.
註2：澳門數據出自DSEC之時間序列資料庫內選人文發展指數；香港數據出自HDR 2007/2008內的TABLE 1；台灣數據出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之統計專題分析
註3：澳門的出生時預期壽命出自統計年鑑2008表2.1.1.，成人識字率出自2001人口普查總體結果之表22；香港成人識字率出自HDR 2003內的TABLE 1，台灣成人識字率出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之統計專題分析
參考資料：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2003, 1996, UNDP]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5月2日《澳門日報》經濟版。[紅色括號]的段落為新聞稿沒有刊登的部分。為保持文章完整性，筆者決定刊出原文。
Friday, April 9, 2010
陷入「空口說白話」的陷阱
By T.W.
山西王家嶺煤礦事故，110多位礦工在被困八天後安然獲救，國家安監總局局長稱之為中國救援史上的奇蹟。誠然，對於這句說話，我們當然不能否認。筆者在電視新聞上聽到這句說話的一刻，一個簡單不過的問題立刻湧現在腦海裡：「不是再沒有無止境的礦難上演才算是奇蹟嗎？安監總局本身的職責不是要管好安全生產嗎？」。「奇蹟」這個詞本身是帶有「欣喜性」的。當一次異於往常的奇蹟 (被困八天的礦工仍能從礦難中獲救) 出現時，局長便由衷地將難得的成功宣示出來，一種中國官場的傳統慣性－一貫宣示成就的慣性－就很「純真地」展現了出來。
如果沒有重大煤礦意外的發生，卯足全力的救援工作不就是可以省下來嗎？
另外，大家都會發覺每次有重大礦難發生後，相關的大小領導等都宣稱會汲取事件教訓，會大力整頓煤礦云云。而眾所周知，礦難還是不停地上演。中國在2009年依然有2,631人死於礦難，而之前每年都有超過3,000個煤礦工人死亡 (註1)。美國在2009年就有18個工人因礦難而死亡 (註2)。在2009年，每採一百萬噸煤就有0.849個中國工人死亡，而美國卻只有0.02個 (註3)，中國足足是美國的40多倍。可想而知，這些所謂的「汲取教訓，大力整頓」，無疑是一種「空口說白話」。
如此，我們又回到管治的一個基本面：「空喊口號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有效的制度才是關鍵」。經驗告訴我們，空喊口號的社會發揮不了它的功能，口號所帶來的各種努力最終會歸於徒然。我們的澳門本身正正就是一個「口號社會」，對於澳門各方面的發展問題，政府以至社會各界都習慣於以一貫的「口號運作」模式回應「民間訴求」，甚麼建立陽光政府，甚麼走向產業多元云云。空喊口號便能從根本上杜絕官場上利益輸送的機會嗎？空喊口號不謀長遠的政策規劃便能實現產業多元嗎？不用多說，制度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良方！
註1："China reports fewer coal mine deaths in 2009," Reuters, February 14, 2010.
註2："Mining fatalities fall to all-time low in 2009," U.S. Department of Labor, Mine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註3："U.S. coal mining deaths: 1990-2009."
山西王家嶺煤礦事故，110多位礦工在被困八天後安然獲救，國家安監總局局長稱之為中國救援史上的奇蹟。誠然，對於這句說話，我們當然不能否認。筆者在電視新聞上聽到這句說話的一刻，一個簡單不過的問題立刻湧現在腦海裡：「不是再沒有無止境的礦難上演才算是奇蹟嗎？安監總局本身的職責不是要管好安全生產嗎？」。「奇蹟」這個詞本身是帶有「欣喜性」的。當一次異於往常的奇蹟 (被困八天的礦工仍能從礦難中獲救) 出現時，局長便由衷地將難得的成功宣示出來，一種中國官場的傳統慣性－一貫宣示成就的慣性－就很「純真地」展現了出來。
如果沒有重大煤礦意外的發生，卯足全力的救援工作不就是可以省下來嗎？
另外，大家都會發覺每次有重大礦難發生後，相關的大小領導等都宣稱會汲取事件教訓，會大力整頓煤礦云云。而眾所周知，礦難還是不停地上演。中國在2009年依然有2,631人死於礦難，而之前每年都有超過3,000個煤礦工人死亡 (註1)。美國在2009年就有18個工人因礦難而死亡 (註2)。在2009年，每採一百萬噸煤就有0.849個中國工人死亡，而美國卻只有0.02個 (註3)，中國足足是美國的40多倍。可想而知，這些所謂的「汲取教訓，大力整頓」，無疑是一種「空口說白話」。
如此，我們又回到管治的一個基本面：「空喊口號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有效的制度才是關鍵」。經驗告訴我們，空喊口號的社會發揮不了它的功能，口號所帶來的各種努力最終會歸於徒然。我們的澳門本身正正就是一個「口號社會」，對於澳門各方面的發展問題，政府以至社會各界都習慣於以一貫的「口號運作」模式回應「民間訴求」，甚麼建立陽光政府，甚麼走向產業多元云云。空喊口號便能從根本上杜絕官場上利益輸送的機會嗎？空喊口號不謀長遠的政策規劃便能實現產業多元嗎？不用多說，制度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良方！
註1："China reports fewer coal mine deaths in 2009," Reuters, February 14, 2010.
註2："Mining fatalities fall to all-time low in 2009," U.S. Department of Labor, Mine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註3："U.S. coal mining deaths: 1990-2009."
Tuesday, January 19, 2010
澳門經濟發展模式 VS. 其他先進經濟體
By T.W.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澳門日報》經濟版報道，統計局公佈○八年澳門產業結構的消息，博彩業佔GDP比重由○七年的35.1%進一步升至○八年的37.2%。產業多元化和博彩業一業獨大，一直是社會熱議的話題。
在人均GDP大幅上升的這幾年，賭業佔GDP的比重不斷上升。有意見認為，一業尤其博彩業獨大，會令日後經濟增長更波動，故有強烈呼聲呼籲政府加快壯大其他旅遊服務產業，如會展和休閒商務旅遊等。當天經濟版的《一家之言》專欄亦提到，雖銀行和教育等產業佔GDP的比重沒有增加，但增加值總額仍然上升，意味着如要在各產業佔GDP比重上實現多元，眾多其他行業要相對於博彩業有更大的增長。
富裕發展過程有別歐美
社會上存在形形色色關於產業適度多元的討論，當中包括實現多元的好處和方向等，筆者不再詳述。反倒想借產業多元的問題，探討澳門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經濟發展模式的本質區別。
澳門的經濟快速增長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由於歐美需求強勁，以及給予澳門工業品出口優待、新移民湧入形成的廉價勞動力、內地改革開放和香港廠商在澳投資設廠等眾多因素，澳門出口加工業開始萌芽並高速增長。八十年代下旬曾達全盛時期，後來隨着各方面生產成本上升和內地出口加工業迅速冒起，澳門出口加工業節節萎縮。
亞洲金融風暴前的一九九六年，澳門已開始經歷數年經濟負增長。回歸後，賭權開放和自由行政策，令博彩業速猛增長並創造澳門史上最高速的經濟增長時期。
澳門成為全球“富裕俱樂部”的發展過程，與歐美日的模式截然不同，雖然在這些富裕經濟體中，第三產業佔GDP最大比重，但它們在發展過程中經歷長時期的工業化過程。直至近代，這些經濟體的製造商大舉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設廠，把他們的製造業轉移往這些國家，所以他們一向被稱為發達工業國。
雖現今發達工業國的製造業很大部分已轉移他國，但這些廠商本身來源於這些國家，他們祇是轉移製造產品基地。這意味着發達工業國的企業無論過去或現在，均對物質文明作出貢獻，且核心部分——新產品研發，仍在這些國家內進行；換另一種說法，也可說這些企業對現今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業作出貢獻。
澳門屬外圍帶動型發展
澳門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發展成高收入經濟體的過程中則沒有經歷“傳統”的工業化過程，或可稱之為技術進步型的發展。七十至八十年代蓬勃的製造業，祇是成本優勢驅動的出口加工業，加上祇經歷短時期的興旺就步入式微。換言之，澳門這片土地從未經歷過與現代文明密切相關的技術型製造業“浸潤”的過程。因此，無論從出口加工業或博彩業興旺這兩個時期來看，澳門祇是絕對性地經歷了“外圍帶動型”的發展。從九十年代中開始，因出口加工業式微而引起的經濟停滯，一直沒有顯著改善，直至回歸後賭權開放與自由行政策。
博彩業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一種“零和產業”，是人類解決生物需求（農業）和提高生活質素（工業製成品）後而形成的一種“消極型休閒”活動，純粹是賭客和莊家之間的財富反覆轉移。博彩業的增加值祇與有多少賭客投注有最直接關係，賭客可能一夜致富，但更大可能是一夜傾家蕩產，因此這與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增進人類福祉，沒有多大關係。我們能視博彩業為常規的旅遊業（或服務出口）嗎？筆者對此不以為然。常規旅遊業是人類基本地享受第一和第二產業成果後進一步享受的更高福祉。在現實情況下，大多賭客是為了能在賭檯上發財，但同時這會令很多人傾家蕩產，難道可視為常規旅遊業嗎？
未雨綢繆推進產業多元
在香港，進出口貿易和金融服務業佔經濟相當大比重，且近年金融業產業比重日益擴大。當地已不斷發出要求產業更多元化的聲音。港府早前表示，香港不能過份依賴金融業。近年香港亦提出要加快發展六大優勢高增值產業（教育、醫療、檢測及認證、創意科技、創意文化及環保），由此可看出，產業多元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視乎政府的決心。
以金融業為主導的城市經濟體，尚且要謀求和探討發展高增值服務業，反觀以博彩業為主導的澳門，社會和政府對產業多元的決心究竟有多大？澳門能涉獵如香港提出的六大產業中適合在城市經濟體發展的高增值產業嗎？
在客觀現實中，至少在十數年內要孕育出它們是不可能的，因這些產業的存在，需一些最重要的“基本功”，包括人力資源的實力和熱愛科學技術與文化的社會氛圍等。明顯地，以上因素的達成並非一朝一夕，澳門相關產業的“稀有性”進一步窒礙對科學技術和文化的熱情。
因此，政府和社會整體更需及早未雨綢繆，藉着澳門社會富裕了的優勢，堅持長遠的目光考慮，朝着以上所說因素的方向，一方面向高增值產業的萌芽作政策傾斜；另一方面，構建全面教育體系（一般中小學實現素質教育、設立更多職業技術中學、高等院校設立全面的學術類和職業技術類專業），從而紮實並鞏固這些切實反映社會競爭力的“基本功”。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1月17日《澳門日報》經濟版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澳門日報》經濟版報道，統計局公佈○八年澳門產業結構的消息，博彩業佔GDP比重由○七年的35.1%進一步升至○八年的37.2%。產業多元化和博彩業一業獨大，一直是社會熱議的話題。
在人均GDP大幅上升的這幾年，賭業佔GDP的比重不斷上升。有意見認為，一業尤其博彩業獨大，會令日後經濟增長更波動，故有強烈呼聲呼籲政府加快壯大其他旅遊服務產業，如會展和休閒商務旅遊等。當天經濟版的《一家之言》專欄亦提到，雖銀行和教育等產業佔GDP的比重沒有增加，但增加值總額仍然上升，意味着如要在各產業佔GDP比重上實現多元，眾多其他行業要相對於博彩業有更大的增長。
富裕發展過程有別歐美
社會上存在形形色色關於產業適度多元的討論，當中包括實現多元的好處和方向等，筆者不再詳述。反倒想借產業多元的問題，探討澳門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經濟發展模式的本質區別。
澳門的經濟快速增長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由於歐美需求強勁，以及給予澳門工業品出口優待、新移民湧入形成的廉價勞動力、內地改革開放和香港廠商在澳投資設廠等眾多因素，澳門出口加工業開始萌芽並高速增長。八十年代下旬曾達全盛時期，後來隨着各方面生產成本上升和內地出口加工業迅速冒起，澳門出口加工業節節萎縮。
亞洲金融風暴前的一九九六年，澳門已開始經歷數年經濟負增長。回歸後，賭權開放和自由行政策，令博彩業速猛增長並創造澳門史上最高速的經濟增長時期。
澳門成為全球“富裕俱樂部”的發展過程，與歐美日的模式截然不同，雖然在這些富裕經濟體中，第三產業佔GDP最大比重，但它們在發展過程中經歷長時期的工業化過程。直至近代，這些經濟體的製造商大舉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設廠，把他們的製造業轉移往這些國家，所以他們一向被稱為發達工業國。
雖現今發達工業國的製造業很大部分已轉移他國，但這些廠商本身來源於這些國家，他們祇是轉移製造產品基地。這意味着發達工業國的企業無論過去或現在，均對物質文明作出貢獻，且核心部分——新產品研發，仍在這些國家內進行；換另一種說法，也可說這些企業對現今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業作出貢獻。
澳門屬外圍帶動型發展
澳門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發展成高收入經濟體的過程中則沒有經歷“傳統”的工業化過程，或可稱之為技術進步型的發展。七十至八十年代蓬勃的製造業，祇是成本優勢驅動的出口加工業，加上祇經歷短時期的興旺就步入式微。換言之，澳門這片土地從未經歷過與現代文明密切相關的技術型製造業“浸潤”的過程。因此，無論從出口加工業或博彩業興旺這兩個時期來看，澳門祇是絕對性地經歷了“外圍帶動型”的發展。從九十年代中開始，因出口加工業式微而引起的經濟停滯，一直沒有顯著改善，直至回歸後賭權開放與自由行政策。
博彩業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一種“零和產業”，是人類解決生物需求（農業）和提高生活質素（工業製成品）後而形成的一種“消極型休閒”活動，純粹是賭客和莊家之間的財富反覆轉移。博彩業的增加值祇與有多少賭客投注有最直接關係，賭客可能一夜致富，但更大可能是一夜傾家蕩產，因此這與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增進人類福祉，沒有多大關係。我們能視博彩業為常規的旅遊業（或服務出口）嗎？筆者對此不以為然。常規旅遊業是人類基本地享受第一和第二產業成果後進一步享受的更高福祉。在現實情況下，大多賭客是為了能在賭檯上發財，但同時這會令很多人傾家蕩產，難道可視為常規旅遊業嗎？
未雨綢繆推進產業多元
在香港，進出口貿易和金融服務業佔經濟相當大比重，且近年金融業產業比重日益擴大。當地已不斷發出要求產業更多元化的聲音。港府早前表示，香港不能過份依賴金融業。近年香港亦提出要加快發展六大優勢高增值產業（教育、醫療、檢測及認證、創意科技、創意文化及環保），由此可看出，產業多元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視乎政府的決心。
以金融業為主導的城市經濟體，尚且要謀求和探討發展高增值服務業，反觀以博彩業為主導的澳門，社會和政府對產業多元的決心究竟有多大？澳門能涉獵如香港提出的六大產業中適合在城市經濟體發展的高增值產業嗎？
在客觀現實中，至少在十數年內要孕育出它們是不可能的，因這些產業的存在，需一些最重要的“基本功”，包括人力資源的實力和熱愛科學技術與文化的社會氛圍等。明顯地，以上因素的達成並非一朝一夕，澳門相關產業的“稀有性”進一步窒礙對科學技術和文化的熱情。
因此，政府和社會整體更需及早未雨綢繆，藉着澳門社會富裕了的優勢，堅持長遠的目光考慮，朝着以上所說因素的方向，一方面向高增值產業的萌芽作政策傾斜；另一方面，構建全面教育體系（一般中小學實現素質教育、設立更多職業技術中學、高等院校設立全面的學術類和職業技術類專業），從而紮實並鞏固這些切實反映社會競爭力的“基本功”。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1月17日《澳門日報》經濟版
Monday, December 21, 2009
「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By P.A.
各位，請看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在2009年12月20日第三屆政府宣誓儀式上的表現。筆者記得自己在中學參加班際朗誦比賽的時候同學們都非常緊張，在上台前都會把要朗讀的文章練過千篇百篇，務求做到「字正腔圓」。今天，崔先生所表演的正正是活生生的「反例」，教導我們什麼叫「外星語」，教曉我們什麼叫「做事不用心」，教育我們什麼叫「不尊重」。天啊！一群小小的中學生都曉得他們應該為坐在面前的校長與觀眾付出最低限度的尊重，今天，堂堂一區之長在澳門五年一次的「盛事」上面對著管理超過13億人的國家主席與50多萬的澳門市民居然不曉得什麼是「尊重」。試問我們怎能放心把澳門交到這個人的手上呢？
宣誓詞往往千篇一律，而且事先準備，難道連回家練習一下，給予自己、國家主席、全澳門市民最基本的尊重都不可以嗎？今天，筆者真的深深體會到什麼是「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了。
以下是誓詞原文：「本人崔世安，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當擁護並負責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澳門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致力於維護澳門的穩定和發展，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
現在跟大家玩一個遊戲，看看大家可否猜出崔先生的外星語到底在說什麼。
各位，請看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在2009年12月20日第三屆政府宣誓儀式上的表現。筆者記得自己在中學參加班際朗誦比賽的時候同學們都非常緊張，在上台前都會把要朗讀的文章練過千篇百篇，務求做到「字正腔圓」。今天，崔先生所表演的正正是活生生的「反例」，教導我們什麼叫「外星語」，教曉我們什麼叫「做事不用心」，教育我們什麼叫「不尊重」。天啊！一群小小的中學生都曉得他們應該為坐在面前的校長與觀眾付出最低限度的尊重，今天，堂堂一區之長在澳門五年一次的「盛事」上面對著管理超過13億人的國家主席與50多萬的澳門市民居然不曉得什麼是「尊重」。試問我們怎能放心把澳門交到這個人的手上呢？
宣誓詞往往千篇一律，而且事先準備，難道連回家練習一下，給予自己、國家主席、全澳門市民最基本的尊重都不可以嗎？今天，筆者真的深深體會到什麼是「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了。
以下是誓詞原文：「本人崔世安，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當擁護並負責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澳門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致力於維護澳門的穩定和發展，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
現在跟大家玩一個遊戲，看看大家可否猜出崔先生的外星語到底在說什麼。
澳門廉潔程度良好嗎？一個國際比較分析
By T.W.
反腐敗國際性組織「透明國際」上月公佈180個國家和地區的2009年度國際清廉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得分和排名，新西蘭、丹麥、新加坡、瑞典、瑞士名列首5名，而香港排行第12位，台灣和中國分別排第37和79名，澳門則為第43名。
賭權開放後澳門的人均GDP以神話般的速度增長，人均GDP已相繼超越香港、新加坡和日本，但2009年的清廉指數得分卻遠低於三地。筆者想借本文以顯示澳門廉潔程度的不足。
筆者將以這些地區的人均GDP與她們的清廉指數之間關係的比較作為討論的方法。由於最新的人均GDP為2008年的數據，因此筆者使用2008年的清廉指數與該年各地區的人均GDP作比較。經筆者比較後，除了少數國家外，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中2008和2009年清廉指數的得分和排名大致呈現近似的特徵。筆者選擇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2008年清廉指數和人均GDP列於附表。
反腐敗國際性組織「透明國際」上月公佈180個國家和地區的2009年度國際清廉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得分和排名，新西蘭、丹麥、新加坡、瑞典、瑞士名列首5名，而香港排行第12位，台灣和中國分別排第37和79名，澳門則為第43名。
賭權開放後澳門的人均GDP以神話般的速度增長，人均GDP已相繼超越香港、新加坡和日本，但2009年的清廉指數得分卻遠低於三地。筆者想借本文以顯示澳門廉潔程度的不足。
筆者將以這些地區的人均GDP與她們的清廉指數之間關係的比較作為討論的方法。由於最新的人均GDP為2008年的數據，因此筆者使用2008年的清廉指數與該年各地區的人均GDP作比較。經筆者比較後，除了少數國家外，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中2008和2009年清廉指數的得分和排名大致呈現近似的特徵。筆者選擇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2008年清廉指數和人均GDP列於附表。
透過對上表作直觀性的比較看出，清廉指數得分和人均GDP兩者之間大致呈現正比趨勢，首10名包括一些歐洲規模較小的國家、澳洲，新西蘭、加拿大，和亞洲國家新加坡。這當中的歐洲國家都是處於全球人均GDP最前列的較小規模國家 (除荷蘭外人口都少於1,000萬，筆者稱之為特高人均GDP國家，比美日和西歐工業大國還高出頗為多)；澳洲和加拿大約相當於西歐工業大國的水平，而新西蘭和新加坡則略低於她們。11-20名則包括美日德英、香港和另一些歐洲較小規模國家，人均GDP同樣是世界前列。
而從亞洲區的角度看，最高排名依次為新加坡、香港和日本。台灣和澳門則分別排第39和43名。五地中澳門的人均GDP最高，但清廉得分卻是最低的，而且低於葡萄牙和西班牙這些歐洲中人均GDP相對較為低的國家。其他高收入但清廉得分只是中下的地方包括科威特、意大利和希臘。而清廉得分較高但人均GDP相對不是太高的地方包括南美國家智利和烏拉圭等。
點擊可放大圖片
檢視完以上的基本特性後，接著筆者根據各地清廉指數得分和其人均GDP繪出如上圖的散點圖，並繪上趨勢線 [由設定截距 (intercept) 為零的迴歸分析 (regression) 得出]。處於趨勢線往下的點意味著該地區在相同的人均GDP下比處於趨勢線上的點有較高的廉潔度，或在相同的廉潔度下有較低的人均GDP；處於趨勢線往上的點的情況則與上述敘述相反。
最接近趨勢線的地方包括新加坡、香港、韓國、葡萄牙等，意味著這些地區現今展現出「廉潔與富裕最平衡的關係」。第二清廉的新西蘭由於其人均GDP只處於中高等水平 (低於新加坡和西歐工業大國) 而處於趨勢線往下一些的位置。
至於清廉度處於最前列的北歐國家由於擁有特高的人均GDP，她們的點處於趨勢線往上的位置，而且離之頗遠，但這並不代表她們的發展「不太均衡」，因她們本身已處於清廉度最前列的位置，而根據計算出來的趨勢線，當一個點踏在該趨勢線上時，清廉指數為10時所對應的人均GDP只是40,782美元，難道要要求這些北歐國家大幅降低她們已很高的人均GDP嗎？
而西歐工業大國、美日和澳門同樣處於趨勢線往上的位置，擁有較高的人均GDP，但分別在於澳門的清廉得分只是中等，而其餘地方則有較高的清廉得分。與澳門富裕程度相近的日本和新加坡比澳門廉潔得多。而富裕程度與澳門有一段距離的台灣和韓國也比澳門略為廉潔一點。
綜合散點圖的特色，不論從清廉指數絕對數字的大小和散點與趨勢線遠近的關係來看，澳門的廉潔程度在先進經濟體中並不盡如人意，需要再提高不少。筆者並不是執意要求當澳門的廉潔程度已達到新加坡水平時只能在人均GDP 40,000美元的水平徘徊以符合接近趨勢線「發展均衡」的特性，因為當澳門的清廉程度已有幸處於世界前列時，澳門當然可以身處諸如瑞士和丹麥甚至更往上的點上。
澳門現今已是亞洲人均GDP排名最高的地區之一，雖距離全世界排名最前列的北歐國家還有頗大距離，但澳門在來臨的日子中大有可能展現能在數十年內達到人均GDP世界前列的發展趨勢。從現在起若不致力使廉政建設真正落到實處，很可能到了那個時候澳門只會呈現出人均GDP世界前列但清廉指數只徘徊在中游偏上些許位置的「崎胎現象」。
參考資料：
清廉指數出自透明國際。
人均GDP出自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09,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澳門數據出自統計暨普查局。
Sunday, December 13, 2009
一個神奇的地方 - 澳門
By P.A.
一直都在談一些比較嚴肅的話題，現在就來個輕鬆一點的。"It's a wonderful place, it's a beautiful place." 筆者心目中一直都希望著澳門可以給人這麼的一種感覺。雖然歌詞中有許多許多的「祖國」，為何一個地方的東西總是要離不開祖國，難道連一首歌都不可以嗎？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小小的澳門真的是有一班唱歌很出色的歌手。各位有實力的音樂人，加油！
歌手有：小肥(徐智勇)、Chita(余翠芝)、龍世傑、孫鳳明、倪力、陳佳、蘇耀光、周佩英及韓依晴，MV由鍾楚喬@Chessman執導。
一直都在談一些比較嚴肅的話題，現在就來個輕鬆一點的。"It's a wonderful place, it's a beautiful place." 筆者心目中一直都希望著澳門可以給人這麼的一種感覺。雖然歌詞中有許多許多的「祖國」，為何一個地方的東西總是要離不開祖國，難道連一首歌都不可以嗎？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小小的澳門真的是有一班唱歌很出色的歌手。各位有實力的音樂人，加油！
歌手有：小肥(徐智勇)、Chita(余翠芝)、龍世傑、孫鳳明、倪力、陳佳、蘇耀光、周佩英及韓依晴，MV由鍾楚喬@Chessman執導。
Sunday, November 29, 2009
由近來的兩個事件看出澳門需要民主
By T.W.
我想借在澳門近來發生的兩個事件以說明民主 (立法會全面直選和普選行政長官，二者同時實行或二擇其一) 對今後澳門的重要性。
.
事件一：
.
關於傳聞內港廣州酒店原址將有角子機場開業的事件。特區政府施政方針明確提出角子機場必須遷出民居。根據
.
如果廣州酒店原址最終開設了角子機場，相信社會上很多聲音都會認為此舉違反了角子機場遷出民居的承諾，這反映出一直為人詬病的對政府監督低效的問題。對政府監督力量的稀缺有可能導致這樣的結果：政府為了維護博彩公司拓展業務的利益，使得該新的行政法規能為原廣州酒店開設角子機場「開綠燈」。
.
事件二：
.
關於澳門回歸10週年成就展的3200萬展覽招標費合同的無公開招標直接批給事件 (詳情請看參考資料)，縱使有各種質疑聲音，但政府所謂「依法辦事」的解釋明顯地不能「解釋」各種質疑，而這事件現在像是不了了之似的，這種不了了之的現象在一般的高收入民主地方是不可思議的，這同樣反映出在澳門對政府監督低效甚至失效的現象。
.
由以上兩個事件看出澳門實行民主的重要性，在於有力監督和制衡政府不合理的行為。
.
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質素。誠然，澳門經濟過去數年的高速增長確實使市民生活有「財務上」頗大幅度的改善，收入增加便能購買更多物品。然而，人均GDP只是其中一項衡量生活質素的指標。國際上習慣以很大的比重把人均GDP作為生活水準的評價，是因為一般來說人均GDP的上升與各種社會指標的發展彼此之間較為同步，但澳門是其中一個例外，各方面的社會發展與人均GDP的上升相距甚遠。由此看出，富裕了的社會由於其人均GDP已上升至頗高的水平 (再上升的空間大幅變小)，這時只有對政府的有效監督才能進一步提升綜合生活水準，而民主的實行才是有效的途徑發揮監督與制衡的作用。對民主有保留的人會認為對政府過多的制衡會窒礙經濟發展，但要知道有效的制衡才能防止政府不合理的行為和使得政策真正以民為本。在人均GDP已很高的情況下，對政府的監督比人均GDP數字上的上升更能保證人民生活質素的綜合提升，所以我們不用顧慮制衡窒礙發展的問題 (難道西方社會會為了避免窒礙而放棄民主？)，關於這點澳門的經驗明顯不過。
.
如果這10年間的特區政府是一個有魄力的政府，實行勵精圖治的管治，能夠朝解決各種澳門現存的社會問題的方向前進，那麼有可能澳門居民，包括筆者在內，對有效監督和實行民主的想法沒有那麼強烈，但政府本身「不爭氣」的表現使筆者對民主的想法更趨堅定，並由此看出，一個社會最終是要實行民主以有效保障人民的利益 (如沒有民主，誰能保證每屆都幸運地有勵精圖治的政府)。特區政府的魄力低落就是使澳門的高人均GDP不能使澳門發展成擁有真正發達經濟體的氣質。有一種說法，根據歷史的發展經驗，當一個地方處於人均收入低下的情況時，威權統治 (前提是有雄心的政府) 能帶來經濟和硬實力上的高速發展 (如60-70年代的南韓和台灣)，因為沒有過多各方勢力的制約。但我們要弄清楚經濟發展的意義本質 (生活提高)，當通過難得的經濟高速增長而使「財務上」的生活品質能在較短時間內大幅提升時，這時已擁有邁向民主的條件。當有了經濟上的富裕，我們便需要民主對政府的監督以使人民生活品質有各方面的進一步提高，澳門政府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
.
參考資料：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09-11/18/content_392118.htm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09-11/18/content_392119.htm
Saturday, November 7, 2009
台北與澳門之間對重視宜人環境文化的分別，窺探出彼此發展程度的差異。
By T.W.
筆者早前往台北遊覽數天，在使用某間麥當勞的洗手間時，看到以下標貼並將之拍下：
大家可按圖片放大以查看標語內容。
圖一那個是市政府設立的，另一個是麥當勞本身設立的，上面所寫的內容是關於呼籲使用者自覺維持洗手間不髒不臭。大家會否發覺，同樣是麥當勞，但身處在澳門的，未曾見過如斯標語。在使用圖中標語所在的洗手間後，筆者感到標語設立的原因不是因為當地人對維護洗手間的不自覺，而是從麥當勞都設立這種標語得知他們對這方面的意識很強和有一份執著。他們認為這方面的事是很重要的，而會刻意地設立標語。
反觀澳門，雖則大多公眾場所洗手間的環境還可以過得去，但筆者未曾見過這類標語的刻意設立 (只有請沖廁和靠前站立尿桶等的標語)。各位有曾見過澳門政府設立如圖一的檢查標籤？這就是台北與澳門之間對重視宜人環境文化的分別。在澳門，當然，高級場所的洗手間環境是非常宜人，但很多地方的洗手間環境都不太理想。
就以這幾年關閘邊檢大樓的洗手間為例，這新建的澳門口岸，洗手間是低檔次的，雖不至於有高度異味，但這是個不折不扣的濕和陰的洗手間，洗手設備極不理想。總的而言，是一個使人想快步離開的洗手間。高收入經濟體政府的出入境口岸應該有這樣的洗手間嗎？(好像聽聞將會或已經設立了較高檔次的洗手間，但重點是這不濟的洗手間在澳門擁有高人均GDP的這幾年間畢竟存在了幾年)。
從筆者身處台北期間，多次使用小商戶內洗手間的經驗得知 (他們當然不華麗，但同樣很整潔)，這種標語的設立是出於一種對這方面重視的文化，而不是因為人們使用洗手間的不自覺。
見微知著，從細微處可感性地看出擁有很高人均GDP的澳門與高人均GDP的台北之間發展程度的差異。
註：澳門2007和2008年的人均GDP為35374和39036美元，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台灣則分別為16855和17083美元，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台灣的縣市則沒有正式官方統計資料，各研究結果有所不同。以台灣經濟研究院今年三月發表的研究報告為例，估算出台北市人均GDP達48400美元，而將匯集台北縣市、基隆市、桃園縣等的大台北地區列入，人均GDP則為25000美元。至於中國社科院出版的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2008年版本，台北市的人均GDP則為14000美元左右。
筆者早前往台北遊覽數天，在使用某間麥當勞的洗手間時，看到以下標貼並將之拍下：
大家可按圖片放大以查看標語內容。
圖一那個是市政府設立的，另一個是麥當勞本身設立的，上面所寫的內容是關於呼籲使用者自覺維持洗手間不髒不臭。大家會否發覺，同樣是麥當勞，但身處在澳門的，未曾見過如斯標語。在使用圖中標語所在的洗手間後，筆者感到標語設立的原因不是因為當地人對維護洗手間的不自覺，而是從麥當勞都設立這種標語得知他們對這方面的意識很強和有一份執著。他們認為這方面的事是很重要的，而會刻意地設立標語。
反觀澳門，雖則大多公眾場所洗手間的環境還可以過得去，但筆者未曾見過這類標語的刻意設立 (只有請沖廁和靠前站立尿桶等的標語)。各位有曾見過澳門政府設立如圖一的檢查標籤？這就是台北與澳門之間對重視宜人環境文化的分別。在澳門，當然，高級場所的洗手間環境是非常宜人，但很多地方的洗手間環境都不太理想。
就以這幾年關閘邊檢大樓的洗手間為例，這新建的澳門口岸，洗手間是低檔次的，雖不至於有高度異味，但這是個不折不扣的濕和陰的洗手間，洗手設備極不理想。總的而言，是一個使人想快步離開的洗手間。高收入經濟體政府的出入境口岸應該有這樣的洗手間嗎？(好像聽聞將會或已經設立了較高檔次的洗手間，但重點是這不濟的洗手間在澳門擁有高人均GDP的這幾年間畢竟存在了幾年)。
從筆者身處台北期間，多次使用小商戶內洗手間的經驗得知 (他們當然不華麗，但同樣很整潔)，這種標語的設立是出於一種對這方面重視的文化，而不是因為人們使用洗手間的不自覺。
見微知著，從細微處可感性地看出擁有很高人均GDP的澳門與高人均GDP的台北之間發展程度的差異。
註：澳門2007和2008年的人均GDP為35374和39036美元，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台灣則分別為16855和17083美元，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台灣的縣市則沒有正式官方統計資料，各研究結果有所不同。以台灣經濟研究院今年三月發表的研究報告為例，估算出台北市人均GDP達48400美元，而將匯集台北縣市、基隆市、桃園縣等的大台北地區列入，人均GDP則為25000美元。至於中國社科院出版的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2008年版本，台北市的人均GDP則為14000美元左右。
Sunday, November 1, 2009
為甚麼澳門難得的人均GDP高速增長沒有帶來真正深層的喜悅
By T.W.
經濟發展的最終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質。而很難得地，澳門的GDP在賭權和自由行開放後幾年內神話般地增長。從數字上看，從中等發達經濟體水平 (人均GDP 14000USD, 直觀想像：西班牙和葡萄牙級) 變成發達經濟體中的最高行列 (人均GDP 39000USD, 美國和日本級)。單看數字本以為這是一件很雀躍、高興、自豪、激昂的事。但人們很容易驚覺地發現，難得的人均GDP飛躍並沒有使澳門發展成這些高收入地區所擁有的氣質和各種生活精神面貌。
本來，GDP高速增長不是好事嗎？這樣不是能使我們相應地變成高品質發達的社會嗎？現在澳門社會各方面的具體發展情況相信大家有目共睹，顯然地社會的發展 (醫療、人民素質、教育品質、環境清潔衛生，總之概括而言就是高收入經濟體自然散發出來的氣質) 沒有相應地跟隨GDP增長的大致步伐，與數字上人均GDP 39000美元這麼高的狀況形成很大反差，社會發展怎樣不足的具體情況在此不再詳述，因各方人士包括市民、議員和學者已經常談論。社會各方面的發展與人均GDP增長的大差距，不是違背了經濟發展當初的根本目的嗎？最容易而深刻地引用的一段林玉鳳 (澳大傳播系助理教授) 寫過的話是 "社會富裕了，可惜卻沒有好好利用機會......澳門在過去十年原本可以做得更好"，明顯地政府很多方面是："不是不能也，是不為也"。
政府沒有抓住難得的GDP高速增長所帶來的財富去盡力做一些社會民生發展的事，更沒有抓住這些財富去開始規劃實行使澳門經濟長遠結構升級的措施，因我們知道經濟結構升了級才是真正的硬發展，並能保證經濟結構長遠的健康和可持續性，我們知道有了巨大財富相對沒有財富巨大增長而言是較容易執行和規劃一些長遠的措施。寫到這裡，大家都知我對於澳門社會和政府的人所共知的一般性結論吧，在此不再作贅述。
在說話結束之前，還有一點要說的，就是政府的管治和發展水平固然是一個問題，但其實作為一般市民的我們，至少是作為一些本來或這幾年富起來的中青年朋友，有否去逐步改變一些生活點滴而使我們的生活態度和模式漸趨近發達國的人民，要知道社會就是由人民組成的，就讓我們從個人自身做起，在金錢上富起來的澳門裡開始實行個人思想行為的改變，使我們與發達國人民擁有的特質更相近。
Subscribe to:
Commen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