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衡量生活質素的指標？

By T.W.

　　GDP (國內生產總值) 是量度在一個地區生產的所有最終商品和服務的價值。現今人們普遍使用人均GDP來大致衡量一個經濟體內的民眾，人均能享用物質的多少，以反映生活質素。然而，人均GDP怎麼切實地反映民眾的生活質素？

　　[在現今一般情況下，人均GDP通常都約定俗成地成為人們對一個經濟體生活質素評價的第一直觀指標，這是因為GDP本身代表了民眾能享用的產品和服務的多少，而社會普遍正正就是以每人能享用物質的多少來反映民眾生活質素。舉例說，從全球的觀點看，現今人們的平均生活質素遠高於100年前，這就是因為能享用物質的數量和質量遠比100年前多和高，人類能享用的物質水平早已遠超能維持溫飽的水平 (當然我們要知道全世界還有相當比例的人活在水深火熱中)，而這就是經濟不斷增長的具體呈現。

　　在此撇除收入不均的問題，我們要問，人均能享用的商品越多是否必定意味著擁有越高品質的生活？從當今常識來看，物質水平斷不是衡量生活質素的唯一指標。美國當今的實質人均GDP接近50年前的3倍 (註1)，我們只能大致地說美國人均能享用的物質水平是當時的3倍，但我們能切實地說她們的生活品質是當時的3倍嗎？]

　　雖然人均GDP確可粗略反映人均能享用物質的多少，卻不能全面反映生活質素。眾多因素如健康水平、教育程度、生活安全程度、收入分配、環境品質、人際關係等都影響生活質素。極其量只能認為在一般情況下，健康水平和教育程度等指標，與人均GDP有某程度的正比關係，但關係不是絕對性。

　　[筆者現舉一些例子說明GDP對於反映生活質素的缺陷。例如2008年9月颱風“黑格比”襲澳導致的內港嚴重水浸，使很多性能良好甚或新近購買的汽車報廢，對車主來說實際上是一種損失，但GDP並不會減去車主蒙受損失的部分。又或者在某些情況下，GDP會低估了由產品質量提高帶來的生活質素提升，比如我們現今能以相近的價格購買功能遠比5年前優越的手機。]

不同指數側重點有異

　　正因GDP在某情況下不能良好地衡量生活質素，所以各組織建立不同的生活質素指數，以較綜合地衡量全球各地生活質素。見報率較高的指數，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建立的人類發展指數 (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它把三大指標即生活水平 (以購買力平價 (PPP) 美元計的人均GDP)、健康 (出生時預期壽命) 和教育 (成人識字率和小、中、大學綜合入學率) 化成指數形式，把三者簡單平均得出，指數值介乎最低的0至最高的1之間。

　　HDI比單純使用人均GDP能較綜合地衡量生活質素。當然，HDI只計算三大“較核心”指標，沒有包括社會其他範疇的指標，如治安、政治參與程度等。HDI的健康和教育指標，只簡單化地以壽命、識字率和入學率作為代表，沒有考慮其他眾多健康和教育指標。該三大指標各自取三分一的權重分配，便可反映生活質素實況嗎？

　　[此外一些組織亦編製她們的生活質素指數。早前出爐的有International Living Magazine (ILM) 構建的“Quality of Life Index 2010”，此外還有數年前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發佈的“Quality-of-Life Index 2005”。與HDI相比，兩者包含更多社會上的其他範疇，諸如環境、政治自由度、治安、家庭與社區生活等，並各自使用不同的計算方法作出評分。]與EIU相比，ILM內每個社會範疇相對地包含更多指標，如在健康範疇中，EIU只用出生時預期壽命評分；ILM除預期壽命，還包括人均醫生和醫院床位數、嬰兒夭折率、公共醫療開支佔GDP比重等指標。

　　[以上所提的指數都是把社會上不同領域的指標綜合而成的合成指數。其實我們可以透過自行查找一些各地區個別的民生數據，諸如醫護人員和教師與人口的比例、人均綠化面積、人均居住面積等，使我們可根據自己的偏好，從某一準則對各地的生活質素作出評價。大多數各地區的統計機構都收錄了這類數據。簡單一點，我們可以參閱收錄HDI的人類發展報告 (HDR，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內裡會列出各地HDI三大部分各自的數據，藉此可從某單一範疇對各地作出比較。]

　　但現時人均GDP仍被廣泛用作評價民眾生活優渥的程度，原因之一是人均GDP是各地區定期公佈的官方數據，意味是最容易直接地取得的數據。另外，社會上沒有一個指標能成為“普世共識”而有能力和細膩地反映民眾生活質素。[而對於各地政府的民望而言，GDP數據的好壞攸關重要，因經濟狀況的好壞往往與民眾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業問題，密切相關。因此在可見的將來，人均GDP作為評價生活質素的第一直觀指標的想法仍會縈繞在人們腦中。]

　　[總的來說，在比較各地的生活質素時，我們應多參閱各類指標，以作出更綜合的評價。]

HDI易攀世界高排名

　　最後，當然要比較澳門在不同生活質素指數的世界排名，以下列出三種指標的比較：

　　1、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09”和澳門統計局的數據，Ｏ八年澳門人均GDP為39,036美元，在182個經濟體中排名21位，比美英法德平均低14%，高於日本、香港、新加坡；在亞洲僅次於卡塔爾、阿聯酋和科威特這3個產油國。

　　2、聯合國的HDI排名，並不包括澳門和台灣。統計局和台灣行政院主計處自行依照公式計算並公佈各自的HDI得分。由於數據所限，所以筆者現以Ｏ五年的數據作比較 (Ｏ五年澳門人均GDP為24,169美元，排第28位)。在179個經濟體中，澳門、香港和台灣的HDI分別為0.934 (第23名)、0.937 (第21名) 和0.932 (第24名)，三者同樣屬於極高人類發展地區 (註2)。HDI由壽命、識字率、入學率和人均GDP組成的特性，令澳門的HDI能輕易得到高世界排名。

　　以Ｏ一年為例，澳門的HDI已達0.906，排名22 (註2)，高於台灣和香港；其中出生時預期壽命為81歲，僅次於日本排名全球第2；成人識字率為91.3%，排名85 (台灣95.8%排名60，香港93.5%排名69) (註3)，壽命和HDI排名當年已處世界前列。九三年澳門的HDI已能排名26 (0.897) (註2)。

ILM環境範疇得0分

　　3、至於International Living Magazine (ILM) 公佈的“Quality of Life Index 2010”，在環境範疇 (佔總分10%，以人口密度和人均排放溫室氣體等指標評比) 中ILM給澳門0分；基建和文化休閒範疇分數亦很低，令澳門總分只有52分 (各範疇得分和總分以100分為滿分)，在194個地區中排第127名，低於很多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中國甚至一些非洲最貧窮的國家。其中，文化休閒範疇主要由識字率、中小學入學率和人均報章發行量等數據評核，但澳門同樣比一些非洲貧窮國家還要低。新加坡同樣由於在環境範疇只得頗低分數而被拖低總分 (排70名)。因此，ILM的生活質素指數在各範疇評分和總分計算方法方面存在爭議。

　　4、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Quality-of-Life Index 2005”只對111個國家和地區評比，但沒有計算澳門分數。與ILM不同的是，在此指數內各地區排名的特徵大致呈現“普遍的排名概念”，即所有西方發達國家和大部分高收入地區均排在前列位置。


[註釋：
註1：2010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Table B-31.
註2：澳門數據出自DSEC之時間序列資料庫內選人文發展指數；香港數據出自HDR 2007/2008內的TABLE 1；台灣數據出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之統計專題分析
註3：澳門的出生時預期壽命出自統計年鑑2008表2.1.1.，成人識字率出自2001人口普查總體結果之表22；香港成人識字率出自HDR 2003內的TABLE 1，台灣成人識字率出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之統計專題分析

參考資料：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2003, 1996, UNDP]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5月2日《澳門日報》經濟版。[紅色括號]的段落為新聞稿沒有刊登的部分。為保持文章完整性，筆者決定刊出原文。

如何制定有效政策?

By P.A.

　　以下的影片是從友人John的facebook處所得知的連結。經濟學強調理性的人類會對不同的誘因結構作出不同的反應。以下的這個演講，題為 "Sex, drugs and HIV -- let's get rational"，對「誘因」（incentive）與「理性」（rationality）應如何應用於政策制定上解釋得淋漓盡致。我們（政府）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應該多點科學的理性討論與思考，不要總是拿著所謂的「道德情操」與「這麼做才會得到選民支持」來制定政策。因為後者所產生的政策除了會浪費資源（得不到效果），更嚴重的是政策最後可能會傷害到我們本來想幫助的人。這就是所謂的「低能政策」。

　　從為何吸毒者既然知道共用針筒會有很高的機會感染HIV，卻依然願意與他人共用針筒，到為何良家婦女最後會選擇出賣身體，都顯示出人類對所有政策（或社會狀況）均會作出理性的反應。這些故事裡頭其實都傳遞著一個最根本而又最重要的訊息；就是我們這些「選民」都應該用我們理性的一票去選出一個聰明的政府，一個真正可以幫到我們解決問題的政府，而並不是拿著我們的「高尚道德」去投票，最後選出一個「低能政府」，繼而得到 "when you get to politics, nothing make sense" 的結局。

　　看畢這個演講後，令筆者稱奇的是講者Elizabeth Pisani是「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的學者。原來公衛的分析方法與經濟學如此相近。只好怪筆者孤陋寡聞，這真是讓我大開眼界。Elizabeth以風趣幽默的語句與生動有趣的故事來解釋人類在不同政策下的反應，實在讓我看得趣味盎然！


Elizabeth Pisani: Sex, drugs and HIV -- let's get rational

Economic Imperialism?

By P.A.

　　作為2010年的第一篇文章，筆者決定跟各位玩一個猜謎遊戲。最近在一個部落格裏發現一張非常有趣的圖片，看看大家可否猜出該圖的意思。［圖中的中文字請用國語讀音來理解。］

圖片來源：地圖會說話 <<梭修賽斯的局勢>>。

　　「經濟學帝國主義（Economic Imperialism）」主要是指一些經濟學家嘗試把經濟學理論運用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上［例如：社會學、法律學、政治學、歷史學等］，並不斷擴大經濟學在這些科目上的應用。其精髓就是經濟學家使用「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來解釋人類的非市場行為（Non-Market Behavior）。意指人們［不論是毒犯，殺人犯，還是正常人］在做任何決策的時候皆會先衡量這行為所帶來的後果與風險，如果在人們「理性」的成本效率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後發現執行此行為（Action）的好處大於壞處，人們就會願意去做。

　　理性選擇理論其中一個最有名的例子就是Gary Becker（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犯罪經濟學裏所舉的「胡亂泊車」的例子。Becker說有一次他正趕著出席一個博士論文的口試，由於時間緊迫，在到達試場附近時他必須選擇到底要花時間找停車位還是冒被罰款的風險「不合法」地把車停在路邊。在考慮把車停在停車位的成本、罰款的金額、與被罰款的機會率後，他最於決定冒吃罰單的風險把車停在路邊。而口試完畢後他有收到罰單嗎？結果是沒有。從這個例子可看出在Becker的經濟學世界裏，人們所做任何行為［不論是殺人放火、還是胡亂泊車］都是符合「理性」與「成本效益」的。［雖然最近有一些行為經濟學家（Behavioral Economists）並不同意「人是理性的」這一個講法，像Dan Ariely所寫的Predictably Irrational裏就指出了人類各種千奇百怪的「不理性行為」，但「理性」與「不理性」並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筆者故不在此著墨］。

　　在第一篇討論「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文章中，George Stigler（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介紹了經濟學在法律、歷史、社會學、以及政治學等方面的應用。文中的結論寫到 “…economics is an imperial science: it has been aggressive in addressing central problems in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neighboring social disciplines, and without any invitations…”。從這裏就可以知道經濟學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裏的發展了。

　　最後當然是要給大家一些提示，好讓大家在新的一年有個好開始。既然本文一直都在談社會科學的問題，“梭修賽斯” 當然就是Social Sciences， “伊可那密” 是economics，筆者覺得最難猜的應該就是 “馬叛軍” 了，馬叛軍是指馬克思主義，至於其他的就請各位讀者慢慢參透了。

參考資料：
Becker, Gary S. (1993) “Nobel Lecture: 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101(3): 385-409.
Stigler, George J. (1984) “Economics: The Imperial Scienc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86(3): 301-313.

Global Warming: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By P.A.

　　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 (Copenhagen Climate Conference 2009) 結束前夕，不停聽到一些大家都不希望得到的消息，就是會議陷入僵局，表示這次會議的實際成效不大。原因是參與國各持己見、互相指責。美國說自己已經設定了最大的減排目標，決定不會再減少排放。另一方面，非洲國家覺得自己的意見未有被尊重、發展中國家批評發達國家對她們的氣候援助金額太少、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抱怨發達國家所提出的堅持對所有國家的減排措施進行監督、報導和確認的要求。原因是發達國家擔心就算發展中國家承諾了減排目標，他們也不一定做得到，因為他們在減排問題上欠缺透明度［其中一個例子是全球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這個國家是誰不言而喻］等等…以上這些不幸的消息都是大家所不願看到的。

　　以上的所有問題以至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之所以存在，歸根究底都是因為氣候暖化的情況愈來愈嚴峻，開始威脅到人類的生活。而對於這個問題經濟學家的看法又是什麼呢？

　　最近讀到一本非常有趣的書，書名為SuperFreakonomics，出自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Steven D. Levitt以及前紐約時代雜誌專欄作家Stephen J. Dubner的手筆。此書乃Freakonomics（台灣譯作蘋果橘子經濟學，內地譯作魔鬼經濟學）的續作。SuperFreakonomics的作者之一Steven Levitt，獲得2003年被經濟學界視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搖籃的克拉克獎 (John Bates Clark Medal，每兩年頒發給美國四十歲以下的優秀經濟學者)，亦是筆者論文指導教授Professor Ming-Jen Lin的博士班導師。在課堂上常常聽林老師說Steven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據林老師所述Steven在芝大的第三年就已經由助理教授升至正教授，此乃芝大第一人），三不五時都會發現身邊一些有趣的經濟學現象。筆者在Freakonomics中感受過一次，想不到在SuperFreakonomics又再一次享受到經濟學的無窮趣味。言歸正轉，為什麼要談SuperFreakonomics跟Steven呢？因為此書最後一章所談的正正是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的問題。

　　書中提到在經濟學的角度裡，造成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外部性 (externality) ──指人類的經濟行為所產生的部分利益／成本不是由自己得到／承擔。就好像你在家裡使用冰箱或冷氣的時候，你所付出的只是帳單上的電費，並沒有考慮到發電廠所噴出的廢氣、採煤工人在採煤過程中所付出的生命成本等［現在在中國每年大約有3,000人死於煤礦，你在付電費的時候有否想過你所付出的包不包括祖國同胞的生命呢？］。而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就是用稅收 (taxes) 來把你未負擔的成本加到你的電費單中，好讓你小心謹慎地使用電力，不要一進房間就打開冷氣並調到18度。這種方法稱為「外部效果內部化 (internalize the externality) 」。但可惜的是在氣候暖化的問題上這點很難做到，因為天曉得發電廠所噴出的黑煙對環境所造成的傷害值多少錢、一個人的生命值多少錢等等…所以根本沒有人知道稅收應定為多少，這實在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書中亦表示一般氣候科學家 (climate scientists) 都認為令地球氣溫持續上升的罪魁禍首是人類對溫室氣體的過度排放。但根據一些聯合國 (United Nations) 和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的報告，人類如何影響氣候暖化的途徑並不是非常清晰的，舉一個開車去市場買肉類的例子就一目了然。汽車無可否認地會排出溫室氣體，所以開車去市場買肉類的時候當然會損害環境，但大家又知不知道，原來牛以及一些反芻動物 (ruminants) 會排出一種叫甲烷 (methane) 的氣體，它對氣候暖化所作出的「貢獻」比汽車所排出的二氧化碳高二十五倍。報告又指出研究發現交通運輸所排放的污染物其實只佔以上這些動物所造成的污染的11%，其中貨車把肉類由生產者運送到零售商時所產生的污染只佔4%。所以氣候暖化到底是人類排放太多的二氧化碳？還是我們食牛肉太多？

　　沒有人知道以上問題的答案，因為科學家無法在這個問題上做實驗 (experiment) ──例如不准汽車在街上行駛，再來看當只有牛肉生產的時候全球溫度還有沒有上升。我們只可以看到二氧化碳和牛肉生產跟氣候暖化有高度相關 (high correlation)，但無法說出他們之間到底誰才是造成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因為就算我們真的可以不准汽車行駛，全球溫度也會受到雲量，天氣等的因素所影響。各國政府（大多數是已發展國家）就這樣在不清楚誰是真正凶手的情況下把全球暖化定為他們首要的解決目標。當全球暖化變成一個政治決策的時候，就永遠離不開經濟學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

　　人類減排後將來所得到的好處是否大於現在減排所付出的成本？顯然這次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結果告訴我們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就拿太陽能發電來做例子，其實太陽能接收器只可將12%接收得來的太陽能轉化為電力，可能隨著科技的進步，以上的百分比會逐漸增大，但問題是當我們在興建這些昂貴的太陽能發電站時，我們必須首先付出龐大的污染代價，因為在興建過程中所使用的電力必先會使溫室效應進一步惡化，所以當我們想使用一些對地球無害的能源時，我們必定要使氣候暖化的問題繼續惡化直至我們把全部的太陽能發電站都建好。Steven在書中提到這可能需要30到50年的時間。

　　而另一個成本方面的考量是有關發展中國家的。大家有否想過，減少排放對發達國家來說可能只是小事一樁［相對於發展中國家，因為她們減排的成本相對比較低］，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減少排放卻是一種奢侈品 (luxury goods) 甚至是對她們國民的一種剝削。因為要求發展中國家減排就等於要她們把巨大的經濟利益轉移到環境事業上，這樣做的話不但會令千千萬萬的貧困人民在煉獄裡待更久，還會使她們更遲才可以享受到第一世界人民的生活。到底是讓千萬生活已經很好的人在將來生活得更好［減排］的利益比較大還是讓千萬一直生活在煉獄裡的人趕快改善生活［繼續排放，讓經濟快速發展］的利益比較大呢［或是從另一個角度想，執行那一個的成本會比較低呢］？答案顯然是後者。

　　對於減排問題其實還存在一個很有名的經濟學現象「搭便車 (free-rider problem)」。試想想我為了後代 (descendant) 可以享受美好的將來願意付出龐大的成本去減少污染，但你卻不願意，搭我對全球暖化所作出的貢獻的便車，而且還使我的後代沒法得到美好的將來，那我還有什麼誘因 (incentive) 去減排呢？

　　總結以上種種，在經濟學，一個誘因主導 (incentive matter)，的世界裡，我們並沒有足夠［或者說不夠強］的誘因去進行減少排放的行為。所以一些環保支持者好像Al Gore (前美國副總統，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等人一直希望人類可以「大發慈悲」，從良心出發不要再過度排放污染物，而不從誘因結構 (incentive structure) 入手去改變人類行為，最後成績未收的結果是可預見的，筆者實感愛莫能助，只好說「只因經濟學未通也」。

　　最後要做的當然是一些制度性行銷，SuperFreakonomics的繁體中文版即將面世，而且該中文版是由林老師親自作序，此本好書當然是不容錯過。最後筆者衷心的希望大家可以從書中領略到經濟學的精髓與有趣的地方，將來用之社會，讓自己做一個精明的決策者 (wise decision maker)。

註：本文的主要參考為SuperFreakonomics，另加上筆者自己的見解。有關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報導只要隨便翻開任何中英文報章都可看到，故不在此附上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