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衡量生活質素的指標？

By T.W.

　　GDP (國內生產總值) 是量度在一個地區生產的所有最終商品和服務的價值。現今人們普遍使用人均GDP來大致衡量一個經濟體內的民眾，人均能享用物質的多少，以反映生活質素。然而，人均GDP怎麼切實地反映民眾的生活質素？

　　[在現今一般情況下，人均GDP通常都約定俗成地成為人們對一個經濟體生活質素評價的第一直觀指標，這是因為GDP本身代表了民眾能享用的產品和服務的多少，而社會普遍正正就是以每人能享用物質的多少來反映民眾生活質素。舉例說，從全球的觀點看，現今人們的平均生活質素遠高於100年前，這就是因為能享用物質的數量和質量遠比100年前多和高，人類能享用的物質水平早已遠超能維持溫飽的水平 (當然我們要知道全世界還有相當比例的人活在水深火熱中)，而這就是經濟不斷增長的具體呈現。

　　在此撇除收入不均的問題，我們要問，人均能享用的商品越多是否必定意味著擁有越高品質的生活？從當今常識來看，物質水平斷不是衡量生活質素的唯一指標。美國當今的實質人均GDP接近50年前的3倍 (註1)，我們只能大致地說美國人均能享用的物質水平是當時的3倍，但我們能切實地說她們的生活品質是當時的3倍嗎？]

　　雖然人均GDP確可粗略反映人均能享用物質的多少，卻不能全面反映生活質素。眾多因素如健康水平、教育程度、生活安全程度、收入分配、環境品質、人際關係等都影響生活質素。極其量只能認為在一般情況下，健康水平和教育程度等指標，與人均GDP有某程度的正比關係，但關係不是絕對性。

　　[筆者現舉一些例子說明GDP對於反映生活質素的缺陷。例如2008年9月颱風“黑格比”襲澳導致的內港嚴重水浸，使很多性能良好甚或新近購買的汽車報廢，對車主來說實際上是一種損失，但GDP並不會減去車主蒙受損失的部分。又或者在某些情況下，GDP會低估了由產品質量提高帶來的生活質素提升，比如我們現今能以相近的價格購買功能遠比5年前優越的手機。]

不同指數側重點有異

　　正因GDP在某情況下不能良好地衡量生活質素，所以各組織建立不同的生活質素指數，以較綜合地衡量全球各地生活質素。見報率較高的指數，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建立的人類發展指數 (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它把三大指標即生活水平 (以購買力平價 (PPP) 美元計的人均GDP)、健康 (出生時預期壽命) 和教育 (成人識字率和小、中、大學綜合入學率) 化成指數形式，把三者簡單平均得出，指數值介乎最低的0至最高的1之間。

　　HDI比單純使用人均GDP能較綜合地衡量生活質素。當然，HDI只計算三大“較核心”指標，沒有包括社會其他範疇的指標，如治安、政治參與程度等。HDI的健康和教育指標，只簡單化地以壽命、識字率和入學率作為代表，沒有考慮其他眾多健康和教育指標。該三大指標各自取三分一的權重分配，便可反映生活質素實況嗎？

　　[此外一些組織亦編製她們的生活質素指數。早前出爐的有International Living Magazine (ILM) 構建的“Quality of Life Index 2010”，此外還有數年前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發佈的“Quality-of-Life Index 2005”。與HDI相比，兩者包含更多社會上的其他範疇，諸如環境、政治自由度、治安、家庭與社區生活等，並各自使用不同的計算方法作出評分。]與EIU相比，ILM內每個社會範疇相對地包含更多指標，如在健康範疇中，EIU只用出生時預期壽命評分；ILM除預期壽命，還包括人均醫生和醫院床位數、嬰兒夭折率、公共醫療開支佔GDP比重等指標。

　　[以上所提的指數都是把社會上不同領域的指標綜合而成的合成指數。其實我們可以透過自行查找一些各地區個別的民生數據，諸如醫護人員和教師與人口的比例、人均綠化面積、人均居住面積等，使我們可根據自己的偏好，從某一準則對各地的生活質素作出評價。大多數各地區的統計機構都收錄了這類數據。簡單一點，我們可以參閱收錄HDI的人類發展報告 (HDR，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內裡會列出各地HDI三大部分各自的數據，藉此可從某單一範疇對各地作出比較。]

　　但現時人均GDP仍被廣泛用作評價民眾生活優渥的程度，原因之一是人均GDP是各地區定期公佈的官方數據，意味是最容易直接地取得的數據。另外，社會上沒有一個指標能成為“普世共識”而有能力和細膩地反映民眾生活質素。[而對於各地政府的民望而言，GDP數據的好壞攸關重要，因經濟狀況的好壞往往與民眾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業問題，密切相關。因此在可見的將來，人均GDP作為評價生活質素的第一直觀指標的想法仍會縈繞在人們腦中。]

　　[總的來說，在比較各地的生活質素時，我們應多參閱各類指標，以作出更綜合的評價。]

HDI易攀世界高排名

　　最後，當然要比較澳門在不同生活質素指數的世界排名，以下列出三種指標的比較：

　　1、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09”和澳門統計局的數據，Ｏ八年澳門人均GDP為39,036美元，在182個經濟體中排名21位，比美英法德平均低14%，高於日本、香港、新加坡；在亞洲僅次於卡塔爾、阿聯酋和科威特這3個產油國。

　　2、聯合國的HDI排名，並不包括澳門和台灣。統計局和台灣行政院主計處自行依照公式計算並公佈各自的HDI得分。由於數據所限，所以筆者現以Ｏ五年的數據作比較 (Ｏ五年澳門人均GDP為24,169美元，排第28位)。在179個經濟體中，澳門、香港和台灣的HDI分別為0.934 (第23名)、0.937 (第21名) 和0.932 (第24名)，三者同樣屬於極高人類發展地區 (註2)。HDI由壽命、識字率、入學率和人均GDP組成的特性，令澳門的HDI能輕易得到高世界排名。

　　以Ｏ一年為例，澳門的HDI已達0.906，排名22 (註2)，高於台灣和香港；其中出生時預期壽命為81歲，僅次於日本排名全球第2；成人識字率為91.3%，排名85 (台灣95.8%排名60，香港93.5%排名69) (註3)，壽命和HDI排名當年已處世界前列。九三年澳門的HDI已能排名26 (0.897) (註2)。

ILM環境範疇得0分

　　3、至於International Living Magazine (ILM) 公佈的“Quality of Life Index 2010”，在環境範疇 (佔總分10%，以人口密度和人均排放溫室氣體等指標評比) 中ILM給澳門0分；基建和文化休閒範疇分數亦很低，令澳門總分只有52分 (各範疇得分和總分以100分為滿分)，在194個地區中排第127名，低於很多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中國甚至一些非洲最貧窮的國家。其中，文化休閒範疇主要由識字率、中小學入學率和人均報章發行量等數據評核，但澳門同樣比一些非洲貧窮國家還要低。新加坡同樣由於在環境範疇只得頗低分數而被拖低總分 (排70名)。因此，ILM的生活質素指數在各範疇評分和總分計算方法方面存在爭議。

　　4、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Quality-of-Life Index 2005”只對111個國家和地區評比，但沒有計算澳門分數。與ILM不同的是，在此指數內各地區排名的特徵大致呈現“普遍的排名概念”，即所有西方發達國家和大部分高收入地區均排在前列位置。


[註釋：
註1：2010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Table B-31.
註2：澳門數據出自DSEC之時間序列資料庫內選人文發展指數；香港數據出自HDR 2007/2008內的TABLE 1；台灣數據出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之統計專題分析
註3：澳門的出生時預期壽命出自統計年鑑2008表2.1.1.，成人識字率出自2001人口普查總體結果之表22；香港成人識字率出自HDR 2003內的TABLE 1，台灣成人識字率出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之統計專題分析

參考資料：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2003, 1996, UNDP]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5月2日《澳門日報》經濟版。[紅色括號]的段落為新聞稿沒有刊登的部分。為保持文章完整性，筆者決定刊出原文。

澳門經濟發展模式 VS. 其他先進經濟體

By T.W.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澳門日報》經濟版報道，統計局公佈○八年澳門產業結構的消息，博彩業佔GDP比重由○七年的35.1%進一步升至○八年的37.2%。產業多元化和博彩業一業獨大，一直是社會熱議的話題。

　　在人均GDP大幅上升的這幾年，賭業佔GDP的比重不斷上升。有意見認為，一業尤其博彩業獨大，會令日後經濟增長更波動，故有強烈呼聲呼籲政府加快壯大其他旅遊服務產業，如會展和休閒商務旅遊等。當天經濟版的《一家之言》專欄亦提到，雖銀行和教育等產業佔GDP的比重沒有增加，但增加值總額仍然上升，意味着如要在各產業佔GDP比重上實現多元，眾多其他行業要相對於博彩業有更大的增長。

富裕發展過程有別歐美

　　社會上存在形形色色關於產業適度多元的討論，當中包括實現多元的好處和方向等，筆者不再詳述。反倒想借產業多元的問題，探討澳門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經濟發展模式的本質區別。

　　澳門的經濟快速增長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由於歐美需求強勁，以及給予澳門工業品出口優待、新移民湧入形成的廉價勞動力、內地改革開放和香港廠商在澳投資設廠等眾多因素，澳門出口加工業開始萌芽並高速增長。八十年代下旬曾達全盛時期，後來隨着各方面生產成本上升和內地出口加工業迅速冒起，澳門出口加工業節節萎縮。

　　亞洲金融風暴前的一九九六年，澳門已開始經歷數年經濟負增長。回歸後，賭權開放和自由行政策，令博彩業速猛增長並創造澳門史上最高速的經濟增長時期。

　　澳門成為全球“富裕俱樂部”的發展過程，與歐美日的模式截然不同，雖然在這些富裕經濟體中，第三產業佔GDP最大比重，但它們在發展過程中經歷長時期的工業化過程。直至近代，這些經濟體的製造商大舉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設廠，把他們的製造業轉移往這些國家，所以他們一向被稱為發達工業國。

　　雖現今發達工業國的製造業很大部分已轉移他國，但這些廠商本身來源於這些國家，他們祇是轉移製造產品基地。這意味着發達工業國的企業無論過去或現在，均對物質文明作出貢獻，且核心部分——新產品研發，仍在這些國家內進行；換另一種說法，也可說這些企業對現今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業作出貢獻。

澳門屬外圍帶動型發展

　　澳門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發展成高收入經濟體的過程中則沒有經歷“傳統”的工業化過程，或可稱之為技術進步型的發展。七十至八十年代蓬勃的製造業，祇是成本優勢驅動的出口加工業，加上祇經歷短時期的興旺就步入式微。換言之，澳門這片土地從未經歷過與現代文明密切相關的技術型製造業“浸潤”的過程。因此，無論從出口加工業或博彩業興旺這兩個時期來看，澳門祇是絕對性地經歷了“外圍帶動型”的發展。從九十年代中開始，因出口加工業式微而引起的經濟停滯，一直沒有顯著改善，直至回歸後賭權開放與自由行政策。

　　博彩業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一種“零和產業”，是人類解決生物需求（農業）和提高生活質素（工業製成品）後而形成的一種“消極型休閒”活動，純粹是賭客和莊家之間的財富反覆轉移。博彩業的增加值祇與有多少賭客投注有最直接關係，賭客可能一夜致富，但更大可能是一夜傾家蕩產，因此這與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增進人類福祉，沒有多大關係。我們能視博彩業為常規的旅遊業（或服務出口）嗎？筆者對此不以為然。常規旅遊業是人類基本地享受第一和第二產業成果後進一步享受的更高福祉。在現實情況下，大多賭客是為了能在賭檯上發財，但同時這會令很多人傾家蕩產，難道可視為常規旅遊業嗎？

未雨綢繆推進產業多元

　　在香港，進出口貿易和金融服務業佔經濟相當大比重，且近年金融業產業比重日益擴大。當地已不斷發出要求產業更多元化的聲音。港府早前表示，香港不能過份依賴金融業。近年香港亦提出要加快發展六大優勢高增值產業（教育、醫療、檢測及認證、創意科技、創意文化及環保），由此可看出，產業多元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視乎政府的決心。

　　以金融業為主導的城市經濟體，尚且要謀求和探討發展高增值服務業，反觀以博彩業為主導的澳門，社會和政府對產業多元的決心究竟有多大？澳門能涉獵如香港提出的六大產業中適合在城市經濟體發展的高增值產業嗎？

　　在客觀現實中，至少在十數年內要孕育出它們是不可能的，因這些產業的存在，需一些最重要的“基本功”，包括人力資源的實力和熱愛科學技術與文化的社會氛圍等。明顯地，以上因素的達成並非一朝一夕，澳門相關產業的“稀有性”進一步窒礙對科學技術和文化的熱情。

　　因此，政府和社會整體更需及早未雨綢繆，藉着澳門社會富裕了的優勢，堅持長遠的目光考慮，朝着以上所說因素的方向，一方面向高增值產業的萌芽作政策傾斜；另一方面，構建全面教育體系（一般中小學實現素質教育、設立更多職業技術中學、高等院校設立全面的學術類和職業技術類專業），從而紮實並鞏固這些切實反映社會競爭力的“基本功”。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1月17日《澳門日報》經濟版

Will U.S. Experience High Inflation in the Future?

By P.A.

　　最近讀到一些有關美國經濟的討論，內容是關於在美國政府與聯邦儲備銀行的一連串緊急財政援助(bailouts)後，美國經濟會否出現高通脹(high inflation)的風險。

大多數的討論都是圍繞着美國政府的國債與聯邦儲備銀行的reserve balances.

　　上圖可見美國國債在2009年已經超過其GDP的80%，而且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估計，美國國債將會持續攀升，直到2012年其國債佔GDP的比率將會超過100%。再加上美國的財政赤字在2009年第二季已經差不多佔GDP的10%（其他國家只有2-3%)，很多人開始擔心美國應如何或有沒有能力去償還這筆巨大的費用。美國政府會否嘗試創造金錢(create money)或者透過通脹來償還或者降低其負債的實質價值(real value)。換句話說就是美國可能會有誘因(incentive)去製造通脹以減低其債務的壓力。

　　筆者(或一些人)覺得上述情況發生的機會不大，原因是如果美國真的出現通貨膨脹現象，美國的一些大債主(creditors)，例如：中國、日本等，所持有的巨額美元資產的價值就會迅間蒸發，蒙受巨大損失。再者，美國通脹會引致美元疲弱，這是一些出口導向國家(export oriented countries)，如中國、台灣、日本等，所不希望看到的。因為美元貶值會對這些國家的出口有負面的影響，續而影響他們的經濟。所以筆者(或一些人)都認為這些國家會阻止美國作出通脹的行動。

　　其實美國的一些債權國已經開始意識到美國通貨膨脹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並嘗試把資產轉換成美元以外的資產，以保障自身利益。就好像2009年3月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發表的<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就充分反映了美國資產持有國對美國通脹潛在風險的擔憂。

第二個擔心美國會有通貨膨脹的原因是有關於聯邦儲備銀行最近的一些舉動。


　　上面所示的是聯邦儲備銀行(Fed)的reserve balances，其定義是The amount of funds held by a depository institution in its account at its Federal Reserve Bank，簡單的說就是銀行存在Fed的錢。我們可以看到reserve balances從2008年的9月開始上升，而且上升的程度非常大。史丹佛大學經濟系教授John Taylor認為:"The recent increase came about 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Fed’s decision to purchase securities and make loans to certain sector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ore specifically, the Fed financed these securities purchases and loans by creating reserve balances—creating money."。Taylor所擔心的是如果這筆巨額金錢從Fed流到市場的話，那麼美國經濟將會無可避免的出現高通脹。他說："Federal Reserve will have to remove these reserves or we will have a large increase in inflation."。加州大學經濟系教授James Hamilton也同樣認為"If those funds do start to end up as cash held by the public, then the Fed will need to worry again about inflation."。

　　雖然上面的討論顯示美國有機會出現高通脹的風險，但很多人仍然願意把資金存放在美國，原因是他們依然覺得美國是一個相對安全的經濟體系。而且他們也覺得在短期(short run)內美國經濟仍然會處於衰退的困境當中，可能高通脹會在長期(long run)影響美國也說不定，但通脹現在還不是一個逼切的問題。

　　筆者的興趣與專長並不是總體經濟學(Macroeconomics)或貨幣銀行學(Money and Banking)，所以不敢胡亂猜測美國經濟是否會在長期出現高通脹的風險。但講到長期，不禁令筆者想起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就是John M. Keynes的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參考資料：
http://www.planbeconomics.com/2009/03/20/5-steps-to-hyperinflation-in-the-united-states/
http://www.stanford.edu/~johntayl/House%20FSC%20testimony%20Feb%2026.pdf
http://www.econbrowser.com/archives/2008/12/federal_reserve_1.html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4224004574489251193581802.html
http://www.forbes.com/2009/08/11/federal-reserve-economy-business-washington-dolla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