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T.W.
大家有否發覺在港交所上市的香港企業，最具實力的大多都是銀行和地產商。我們再看看其他地方，例如日本，在證券市場內最具實力的企業是諸如松下、三菱、豐田、新力和其它一眾全球知名的製造商。兩地證券市場上最具實力的企業之業務性質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在港交所上市的香港製造商的企業規模和知名度遠不及銀行和地產商，相信很多人都不能很快地說出三五七個在港交所上市的製造商。
即是說在香港，規模最大、盈力能力最高的企業之一是地產商和銀行而非大型製造商。製造產業是一種能把科學研究轉化成製造工藝和技術的產業，是貢獻現代物質文明的最大來源之一，是現代文明之母。有一個顯淺而大家有意無意間忽略的事實：中國大陸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科學技術和工業製造技術和工藝，與西方發達工業國仍有相當大的距離。中國製造的最優質的家庭日用品和其它眾多輕工業製品其品質與在發達國家製造的相差無幾。但眾所周知，技術含量高的重工製品和高科技產品，其技術和質量與發達國相比仍存在相當大的距離，而這本身就是發達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其一主要分別。但大家看看，中國的樓宇、橋樑和公路等大型基建，如依足標準建造，其設計、質量、和豪華程度和發達國的是基本沒有分別的。由是觀之，一個地方建樓數量與質量的能力與科技發展程度沒有太大關係 (雖然樓宇建造涉及的技術可以很複雜，如古代便無能力建造高樓)，建樓不是反映一個地方技術發展程度的產業。說兩者完全沒關係嗎，又不是，唯一有關的其中一種東西是樓宇內部的機電設備。
把自己國家發展成發達國家，一直是眾多發展中國家政府和人民夢寐以求的心願。換言之，這種追求在發展中國家的世界內具有廣泛性，是她們的「普世價值」。能帶領國家較快地邁向高收入經濟體的政府大多能得到各方輿論的讚賞。因此我們便習慣性地單純以國民收入數據閒話家常地評論這個是「好的國家」或「不好的國家」。
我們都集體性地遺忘了一個想法，就是想一想甚麼是一個地方內不同的人希望自己的地方能達到怎麼樣的目標。其中一種目標是一種心靈上的，就是自己居住的地方對其他地方或世界的「感召力」。香港和日本同是高收入經濟體，或常被稱作的發達經濟體，但兩者的本質分別在於感召力的多少 (注意：感召力不是全然指國際影響力，而是指有一些值得自豪或值得他人心悅誠服的特長，大國與小國的影響力不能相提並論吧)。美國的感召力是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科學研究領先全球、自由民主、法治精神等等。而後兩者亦是多數西方發達國的感召力。而日本方面，她為人熟知且是證券市場龍頭的企業大多是一眾巨人製造商，地產商只是少數，這正正就是她的感召力。這些巨擘大多為人類的物質進步貢獻了至少兩三代人的時間。這些企業是在彰顯科學、工藝技術；而地產商對之卻不能彰顯，她們的貢獻頂多是在一個地方建造美輪美奐的樓房，但這並不是那麼難能可貴的事，因她們不需要研發新產品，不需面對產品的市場競爭。比較一下恆生指數的43隻成分股與日經平均指數包含的225間公司，後者的組成相對前者而言是很令人「感動」的。
我不是說香港完全沒有感召力，相反是有的。但香港的感召力都是西方發達國基本具有的，如法治、廉潔、自由等等。然而香港作為高收入經濟體，但原來她沒有一般發達經濟體的第一直觀印象──發達工業技術的創造，反而沒有技術內涵的產業的企業是香港規模最大的企業之一。其實香港有一眾我們耳熟能詳的製造廠商，只是規模比那些「重磅股」的企業小得多，而不像日本那樣製造商對經濟活動舉足輕重，這樣香港的感召力已被此大大弱化。
沒有實在的感召力，香港需要靠持續不斷的較高經濟增長以把社會矛盾引起的怨氣壓下來。香港一般公認的社會矛盾主要是沒有下降勢頭的貧富懸殊，對政制發展前景的憂慮等。在此，我認為除了老生常談的做好民生工程外，真正反映發展程度的產業特性是一種非表面化，不易被察覺的，能增加民眾歸屬感的隱性元素，簡而言之，就是帶來自豪感。香港的產業結構，是除民生矛盾外的另一個降低民眾歸屬感的因素，即是說，輿論密集式地呼求民生問題時，較少注意「感召力」發揮的作用。
Sunday, May 2, 2010
Thursday, April 15, 2010
如何制定有效政策?
By P.A.
以下的影片是從友人John的facebook處所得知的連結。經濟學強調理性的人類會對不同的誘因結構作出不同的反應。以下的這個演講，題為 "Sex, drugs and HIV -- let's get rational"，對「誘因」（incentive）與「理性」（rationality）應如何應用於政策制定上解釋得淋漓盡致。我們（政府）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應該多點科學的理性討論與思考，不要總是拿著所謂的「道德情操」與「這麼做才會得到選民支持」來制定政策。因為後者所產生的政策除了會浪費資源（得不到效果），更嚴重的是政策最後可能會傷害到我們本來想幫助的人。這就是所謂的「低能政策」。
從為何吸毒者既然知道共用針筒會有很高的機會感染HIV，卻依然願意與他人共用針筒，到為何良家婦女最後會選擇出賣身體，都顯示出人類對所有政策（或社會狀況）均會作出理性的反應。這些故事裡頭其實都傳遞著一個最根本而又最重要的訊息；就是我們這些「選民」都應該用我們理性的一票去選出一個聰明的政府，一個真正可以幫到我們解決問題的政府，而並不是拿著我們的「高尚道德」去投票，最後選出一個「低能政府」，繼而得到 "when you get to politics, nothing make sense" 的結局。
看畢這個演講後，令筆者稱奇的是講者Elizabeth Pisani是「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的學者。原來公衛的分析方法與經濟學如此相近。只好怪筆者孤陋寡聞，這真是讓我大開眼界。Elizabeth以風趣幽默的語句與生動有趣的故事來解釋人類在不同政策下的反應，實在讓我看得趣味盎然！
Elizabeth Pisani: Sex, drugs and HIV -- let's get rational
以下的影片是從友人John的facebook處所得知的連結。經濟學強調理性的人類會對不同的誘因結構作出不同的反應。以下的這個演講，題為 "Sex, drugs and HIV -- let's get rational"，對「誘因」（incentive）與「理性」（rationality）應如何應用於政策制定上解釋得淋漓盡致。我們（政府）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應該多點科學的理性討論與思考，不要總是拿著所謂的「道德情操」與「這麼做才會得到選民支持」來制定政策。因為後者所產生的政策除了會浪費資源（得不到效果），更嚴重的是政策最後可能會傷害到我們本來想幫助的人。這就是所謂的「低能政策」。
從為何吸毒者既然知道共用針筒會有很高的機會感染HIV，卻依然願意與他人共用針筒，到為何良家婦女最後會選擇出賣身體，都顯示出人類對所有政策（或社會狀況）均會作出理性的反應。這些故事裡頭其實都傳遞著一個最根本而又最重要的訊息；就是我們這些「選民」都應該用我們理性的一票去選出一個聰明的政府，一個真正可以幫到我們解決問題的政府，而並不是拿著我們的「高尚道德」去投票，最後選出一個「低能政府」，繼而得到 "when you get to politics, nothing make sense" 的結局。
看畢這個演講後，令筆者稱奇的是講者Elizabeth Pisani是「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的學者。原來公衛的分析方法與經濟學如此相近。只好怪筆者孤陋寡聞，這真是讓我大開眼界。Elizabeth以風趣幽默的語句與生動有趣的故事來解釋人類在不同政策下的反應，實在讓我看得趣味盎然！
Elizabeth Pisani: Sex, drugs and HIV -- let's get rational
Friday, April 9, 2010
陷入「空口說白話」的陷阱
By T.W.
山西王家嶺煤礦事故，110多位礦工在被困八天後安然獲救，國家安監總局局長稱之為中國救援史上的奇蹟。誠然，對於這句說話，我們當然不能否認。筆者在電視新聞上聽到這句說話的一刻，一個簡單不過的問題立刻湧現在腦海裡：「不是再沒有無止境的礦難上演才算是奇蹟嗎？安監總局本身的職責不是要管好安全生產嗎？」。「奇蹟」這個詞本身是帶有「欣喜性」的。當一次異於往常的奇蹟 (被困八天的礦工仍能從礦難中獲救) 出現時，局長便由衷地將難得的成功宣示出來，一種中國官場的傳統慣性－一貫宣示成就的慣性－就很「純真地」展現了出來。
如果沒有重大煤礦意外的發生，卯足全力的救援工作不就是可以省下來嗎？
另外，大家都會發覺每次有重大礦難發生後，相關的大小領導等都宣稱會汲取事件教訓，會大力整頓煤礦云云。而眾所周知，礦難還是不停地上演。中國在2009年依然有2,631人死於礦難，而之前每年都有超過3,000個煤礦工人死亡 (註1)。美國在2009年就有18個工人因礦難而死亡 (註2)。在2009年，每採一百萬噸煤就有0.849個中國工人死亡，而美國卻只有0.02個 (註3)，中國足足是美國的40多倍。可想而知，這些所謂的「汲取教訓，大力整頓」，無疑是一種「空口說白話」。
如此，我們又回到管治的一個基本面：「空喊口號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有效的制度才是關鍵」。經驗告訴我們，空喊口號的社會發揮不了它的功能，口號所帶來的各種努力最終會歸於徒然。我們的澳門本身正正就是一個「口號社會」，對於澳門各方面的發展問題，政府以至社會各界都習慣於以一貫的「口號運作」模式回應「民間訴求」，甚麼建立陽光政府，甚麼走向產業多元云云。空喊口號便能從根本上杜絕官場上利益輸送的機會嗎？空喊口號不謀長遠的政策規劃便能實現產業多元嗎？不用多說，制度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良方！
註1："China reports fewer coal mine deaths in 2009," Reuters, February 14, 2010.
註2："Mining fatalities fall to all-time low in 2009," U.S. Department of Labor, Mine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註3："U.S. coal mining deaths: 1990-2009."
山西王家嶺煤礦事故，110多位礦工在被困八天後安然獲救，國家安監總局局長稱之為中國救援史上的奇蹟。誠然，對於這句說話，我們當然不能否認。筆者在電視新聞上聽到這句說話的一刻，一個簡單不過的問題立刻湧現在腦海裡：「不是再沒有無止境的礦難上演才算是奇蹟嗎？安監總局本身的職責不是要管好安全生產嗎？」。「奇蹟」這個詞本身是帶有「欣喜性」的。當一次異於往常的奇蹟 (被困八天的礦工仍能從礦難中獲救) 出現時，局長便由衷地將難得的成功宣示出來，一種中國官場的傳統慣性－一貫宣示成就的慣性－就很「純真地」展現了出來。
如果沒有重大煤礦意外的發生，卯足全力的救援工作不就是可以省下來嗎？
另外，大家都會發覺每次有重大礦難發生後，相關的大小領導等都宣稱會汲取事件教訓，會大力整頓煤礦云云。而眾所周知，礦難還是不停地上演。中國在2009年依然有2,631人死於礦難，而之前每年都有超過3,000個煤礦工人死亡 (註1)。美國在2009年就有18個工人因礦難而死亡 (註2)。在2009年，每採一百萬噸煤就有0.849個中國工人死亡，而美國卻只有0.02個 (註3)，中國足足是美國的40多倍。可想而知，這些所謂的「汲取教訓，大力整頓」，無疑是一種「空口說白話」。
如此，我們又回到管治的一個基本面：「空喊口號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有效的制度才是關鍵」。經驗告訴我們，空喊口號的社會發揮不了它的功能，口號所帶來的各種努力最終會歸於徒然。我們的澳門本身正正就是一個「口號社會」，對於澳門各方面的發展問題，政府以至社會各界都習慣於以一貫的「口號運作」模式回應「民間訴求」，甚麼建立陽光政府，甚麼走向產業多元云云。空喊口號便能從根本上杜絕官場上利益輸送的機會嗎？空喊口號不謀長遠的政策規劃便能實現產業多元嗎？不用多說，制度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良方！
註1："China reports fewer coal mine deaths in 2009," Reuters, February 14, 2010.
註2："Mining fatalities fall to all-time low in 2009," U.S. Department of Labor, Mine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註3："U.S. coal mining deaths: 1990-2009."
Sunday, April 4, 2010
在中國，你要揭露真相的下場
By P.A.
在中國，你的孩子可能會給毒奶粉，毒疫苗所害，但卻有冤無路訴。在中國，如果你想揭露真相，最後可能卻沒有命看到真相。在中國，想做好人？下場可以比壞人更慘！
很少見<<頭條新聞>>用足十分鐘來介紹偉大祖國的各項事跡。看畢後讓我感到一陣心寒與悲痛。
在中國，你的孩子可能會給毒奶粉，毒疫苗所害，但卻有冤無路訴。在中國，如果你想揭露真相，最後可能卻沒有命看到真相。在中國，想做好人？下場可以比壞人更慘！
很少見<<頭條新聞>>用足十分鐘來介紹偉大祖國的各項事跡。看畢後讓我感到一陣心寒與悲痛。
Friday, March 12, 2010
高潔的精神
By P.A.
筆者在2009年12月11日的博文 “AIDS in China” 中提到八十多歲中國愛滋病維權醫生高耀潔為了揭露內地的愛滋病實情並把這些資料留存後世，決定遠走美國的故事。
最近在YouTube發現原來香港電台還對高醫生做了一個十多分鐘的專訪，其中一個讓筆者驚訝的地方是在專訪中高醫生所提到有關毛澤東時期的愚民政策。想不到在2001年的中國居然還會有人以為毛澤東還未死。這不禁令筆者想起2009年在香港大學舉行的六四論壇中聽到有位就讀港大的內地尖子居然說出「六四是沒有死過人」的言論一樣，令人欲哭無淚。天啊！難道幾十年前愚民政策的影響到了今日的二十一世紀還未減退嗎？是執政黨的思想教育太成功？是窮苦社會的人民文化程度太低？是部分新一代中國青年的麻木愛國？筆者並沒有答案，心中只有四字：嗚呼哀哉！
看到以下的片段，筆者覺得一位朋友說得對，此情此境，人性的光輝，實在顯得光芒萬象。
高潔的精神（上）
高潔的精神（下）
筆者在2009年12月11日的博文 “AIDS in China” 中提到八十多歲中國愛滋病維權醫生高耀潔為了揭露內地的愛滋病實情並把這些資料留存後世，決定遠走美國的故事。
最近在YouTube發現原來香港電台還對高醫生做了一個十多分鐘的專訪，其中一個讓筆者驚訝的地方是在專訪中高醫生所提到有關毛澤東時期的愚民政策。想不到在2001年的中國居然還會有人以為毛澤東還未死。這不禁令筆者想起2009年在香港大學舉行的六四論壇中聽到有位就讀港大的內地尖子居然說出「六四是沒有死過人」的言論一樣，令人欲哭無淚。天啊！難道幾十年前愚民政策的影響到了今日的二十一世紀還未減退嗎？是執政黨的思想教育太成功？是窮苦社會的人民文化程度太低？是部分新一代中國青年的麻木愛國？筆者並沒有答案，心中只有四字：嗚呼哀哉！
看到以下的片段，筆者覺得一位朋友說得對，此情此境，人性的光輝，實在顯得光芒萬象。
高潔的精神（上）
高潔的精神（下）
Tuesday, January 19, 2010
澳門經濟發展模式 VS. 其他先進經濟體
By T.W.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澳門日報》經濟版報道，統計局公佈○八年澳門產業結構的消息，博彩業佔GDP比重由○七年的35.1%進一步升至○八年的37.2%。產業多元化和博彩業一業獨大，一直是社會熱議的話題。
在人均GDP大幅上升的這幾年，賭業佔GDP的比重不斷上升。有意見認為，一業尤其博彩業獨大，會令日後經濟增長更波動，故有強烈呼聲呼籲政府加快壯大其他旅遊服務產業，如會展和休閒商務旅遊等。當天經濟版的《一家之言》專欄亦提到，雖銀行和教育等產業佔GDP的比重沒有增加，但增加值總額仍然上升，意味着如要在各產業佔GDP比重上實現多元，眾多其他行業要相對於博彩業有更大的增長。
富裕發展過程有別歐美
社會上存在形形色色關於產業適度多元的討論，當中包括實現多元的好處和方向等，筆者不再詳述。反倒想借產業多元的問題，探討澳門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經濟發展模式的本質區別。
澳門的經濟快速增長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由於歐美需求強勁，以及給予澳門工業品出口優待、新移民湧入形成的廉價勞動力、內地改革開放和香港廠商在澳投資設廠等眾多因素，澳門出口加工業開始萌芽並高速增長。八十年代下旬曾達全盛時期，後來隨着各方面生產成本上升和內地出口加工業迅速冒起，澳門出口加工業節節萎縮。
亞洲金融風暴前的一九九六年，澳門已開始經歷數年經濟負增長。回歸後，賭權開放和自由行政策，令博彩業速猛增長並創造澳門史上最高速的經濟增長時期。
澳門成為全球“富裕俱樂部”的發展過程，與歐美日的模式截然不同，雖然在這些富裕經濟體中，第三產業佔GDP最大比重，但它們在發展過程中經歷長時期的工業化過程。直至近代，這些經濟體的製造商大舉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設廠，把他們的製造業轉移往這些國家，所以他們一向被稱為發達工業國。
雖現今發達工業國的製造業很大部分已轉移他國，但這些廠商本身來源於這些國家，他們祇是轉移製造產品基地。這意味着發達工業國的企業無論過去或現在，均對物質文明作出貢獻，且核心部分——新產品研發，仍在這些國家內進行；換另一種說法，也可說這些企業對現今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業作出貢獻。
澳門屬外圍帶動型發展
澳門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發展成高收入經濟體的過程中則沒有經歷“傳統”的工業化過程，或可稱之為技術進步型的發展。七十至八十年代蓬勃的製造業，祇是成本優勢驅動的出口加工業，加上祇經歷短時期的興旺就步入式微。換言之，澳門這片土地從未經歷過與現代文明密切相關的技術型製造業“浸潤”的過程。因此，無論從出口加工業或博彩業興旺這兩個時期來看，澳門祇是絕對性地經歷了“外圍帶動型”的發展。從九十年代中開始，因出口加工業式微而引起的經濟停滯，一直沒有顯著改善，直至回歸後賭權開放與自由行政策。
博彩業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一種“零和產業”，是人類解決生物需求（農業）和提高生活質素（工業製成品）後而形成的一種“消極型休閒”活動，純粹是賭客和莊家之間的財富反覆轉移。博彩業的增加值祇與有多少賭客投注有最直接關係，賭客可能一夜致富，但更大可能是一夜傾家蕩產，因此這與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增進人類福祉，沒有多大關係。我們能視博彩業為常規的旅遊業（或服務出口）嗎？筆者對此不以為然。常規旅遊業是人類基本地享受第一和第二產業成果後進一步享受的更高福祉。在現實情況下，大多賭客是為了能在賭檯上發財，但同時這會令很多人傾家蕩產，難道可視為常規旅遊業嗎？
未雨綢繆推進產業多元
在香港，進出口貿易和金融服務業佔經濟相當大比重，且近年金融業產業比重日益擴大。當地已不斷發出要求產業更多元化的聲音。港府早前表示，香港不能過份依賴金融業。近年香港亦提出要加快發展六大優勢高增值產業（教育、醫療、檢測及認證、創意科技、創意文化及環保），由此可看出，產業多元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視乎政府的決心。
以金融業為主導的城市經濟體，尚且要謀求和探討發展高增值服務業，反觀以博彩業為主導的澳門，社會和政府對產業多元的決心究竟有多大？澳門能涉獵如香港提出的六大產業中適合在城市經濟體發展的高增值產業嗎？
在客觀現實中，至少在十數年內要孕育出它們是不可能的，因這些產業的存在，需一些最重要的“基本功”，包括人力資源的實力和熱愛科學技術與文化的社會氛圍等。明顯地，以上因素的達成並非一朝一夕，澳門相關產業的“稀有性”進一步窒礙對科學技術和文化的熱情。
因此，政府和社會整體更需及早未雨綢繆，藉着澳門社會富裕了的優勢，堅持長遠的目光考慮，朝着以上所說因素的方向，一方面向高增值產業的萌芽作政策傾斜；另一方面，構建全面教育體系（一般中小學實現素質教育、設立更多職業技術中學、高等院校設立全面的學術類和職業技術類專業），從而紮實並鞏固這些切實反映社會競爭力的“基本功”。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1月17日《澳門日報》經濟版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澳門日報》經濟版報道，統計局公佈○八年澳門產業結構的消息，博彩業佔GDP比重由○七年的35.1%進一步升至○八年的37.2%。產業多元化和博彩業一業獨大，一直是社會熱議的話題。
在人均GDP大幅上升的這幾年，賭業佔GDP的比重不斷上升。有意見認為，一業尤其博彩業獨大，會令日後經濟增長更波動，故有強烈呼聲呼籲政府加快壯大其他旅遊服務產業，如會展和休閒商務旅遊等。當天經濟版的《一家之言》專欄亦提到，雖銀行和教育等產業佔GDP的比重沒有增加，但增加值總額仍然上升，意味着如要在各產業佔GDP比重上實現多元，眾多其他行業要相對於博彩業有更大的增長。
富裕發展過程有別歐美
社會上存在形形色色關於產業適度多元的討論，當中包括實現多元的好處和方向等，筆者不再詳述。反倒想借產業多元的問題，探討澳門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經濟發展模式的本質區別。
澳門的經濟快速增長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由於歐美需求強勁，以及給予澳門工業品出口優待、新移民湧入形成的廉價勞動力、內地改革開放和香港廠商在澳投資設廠等眾多因素，澳門出口加工業開始萌芽並高速增長。八十年代下旬曾達全盛時期，後來隨着各方面生產成本上升和內地出口加工業迅速冒起，澳門出口加工業節節萎縮。
亞洲金融風暴前的一九九六年，澳門已開始經歷數年經濟負增長。回歸後，賭權開放和自由行政策，令博彩業速猛增長並創造澳門史上最高速的經濟增長時期。
澳門成為全球“富裕俱樂部”的發展過程，與歐美日的模式截然不同，雖然在這些富裕經濟體中，第三產業佔GDP最大比重，但它們在發展過程中經歷長時期的工業化過程。直至近代，這些經濟體的製造商大舉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設廠，把他們的製造業轉移往這些國家，所以他們一向被稱為發達工業國。
雖現今發達工業國的製造業很大部分已轉移他國，但這些廠商本身來源於這些國家，他們祇是轉移製造產品基地。這意味着發達工業國的企業無論過去或現在，均對物質文明作出貢獻，且核心部分——新產品研發，仍在這些國家內進行；換另一種說法，也可說這些企業對現今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業作出貢獻。
澳門屬外圍帶動型發展
澳門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發展成高收入經濟體的過程中則沒有經歷“傳統”的工業化過程，或可稱之為技術進步型的發展。七十至八十年代蓬勃的製造業，祇是成本優勢驅動的出口加工業，加上祇經歷短時期的興旺就步入式微。換言之，澳門這片土地從未經歷過與現代文明密切相關的技術型製造業“浸潤”的過程。因此，無論從出口加工業或博彩業興旺這兩個時期來看，澳門祇是絕對性地經歷了“外圍帶動型”的發展。從九十年代中開始，因出口加工業式微而引起的經濟停滯，一直沒有顯著改善，直至回歸後賭權開放與自由行政策。
博彩業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一種“零和產業”，是人類解決生物需求（農業）和提高生活質素（工業製成品）後而形成的一種“消極型休閒”活動，純粹是賭客和莊家之間的財富反覆轉移。博彩業的增加值祇與有多少賭客投注有最直接關係，賭客可能一夜致富，但更大可能是一夜傾家蕩產，因此這與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增進人類福祉，沒有多大關係。我們能視博彩業為常規的旅遊業（或服務出口）嗎？筆者對此不以為然。常規旅遊業是人類基本地享受第一和第二產業成果後進一步享受的更高福祉。在現實情況下，大多賭客是為了能在賭檯上發財，但同時這會令很多人傾家蕩產，難道可視為常規旅遊業嗎？
未雨綢繆推進產業多元
在香港，進出口貿易和金融服務業佔經濟相當大比重，且近年金融業產業比重日益擴大。當地已不斷發出要求產業更多元化的聲音。港府早前表示，香港不能過份依賴金融業。近年香港亦提出要加快發展六大優勢高增值產業（教育、醫療、檢測及認證、創意科技、創意文化及環保），由此可看出，產業多元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視乎政府的決心。
以金融業為主導的城市經濟體，尚且要謀求和探討發展高增值服務業，反觀以博彩業為主導的澳門，社會和政府對產業多元的決心究竟有多大？澳門能涉獵如香港提出的六大產業中適合在城市經濟體發展的高增值產業嗎？
在客觀現實中，至少在十數年內要孕育出它們是不可能的，因這些產業的存在，需一些最重要的“基本功”，包括人力資源的實力和熱愛科學技術與文化的社會氛圍等。明顯地，以上因素的達成並非一朝一夕，澳門相關產業的“稀有性”進一步窒礙對科學技術和文化的熱情。
因此，政府和社會整體更需及早未雨綢繆，藉着澳門社會富裕了的優勢，堅持長遠的目光考慮，朝着以上所說因素的方向，一方面向高增值產業的萌芽作政策傾斜；另一方面，構建全面教育體系（一般中小學實現素質教育、設立更多職業技術中學、高等院校設立全面的學術類和職業技術類專業），從而紮實並鞏固這些切實反映社會競爭力的“基本功”。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1月17日《澳門日報》經濟版
Thursday, January 7, 2010
Economic Imperialism?
By P.A.
作為2010年的第一篇文章，筆者決定跟各位玩一個猜謎遊戲。最近在一個部落格裏發現一張非常有趣的圖片，看看大家可否猜出該圖的意思。［圖中的中文字請用國語讀音來理解。］
「經濟學帝國主義（Economic Imperialism）」主要是指一些經濟學家嘗試把經濟學理論運用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上［例如：社會學、法律學、政治學、歷史學等］，並不斷擴大經濟學在這些科目上的應用。其精髓就是經濟學家使用「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來解釋人類的非市場行為（Non-Market Behavior）。意指人們［不論是毒犯，殺人犯，還是正常人］在做任何決策的時候皆會先衡量這行為所帶來的後果與風險，如果在人們「理性」的成本效率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後發現執行此行為（Action）的好處大於壞處，人們就會願意去做。
理性選擇理論其中一個最有名的例子就是Gary Becker（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犯罪經濟學裏所舉的「胡亂泊車」的例子。Becker說有一次他正趕著出席一個博士論文的口試，由於時間緊迫，在到達試場附近時他必須選擇到底要花時間找停車位還是冒被罰款的風險「不合法」地把車停在路邊。在考慮把車停在停車位的成本、罰款的金額、與被罰款的機會率後，他最於決定冒吃罰單的風險把車停在路邊。而口試完畢後他有收到罰單嗎？結果是沒有。從這個例子可看出在Becker的經濟學世界裏，人們所做任何行為［不論是殺人放火、還是胡亂泊車］都是符合「理性」與「成本效益」的。［雖然最近有一些行為經濟學家（Behavioral Economists）並不同意「人是理性的」這一個講法，像Dan Ariely所寫的Predictably Irrational裏就指出了人類各種千奇百怪的「不理性行為」，但「理性」與「不理性」並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筆者故不在此著墨］。
在第一篇討論「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文章中，George Stigler（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介紹了經濟學在法律、歷史、社會學、以及政治學等方面的應用。文中的結論寫到 “…economics is an imperial science: it has been aggressive in addressing central problems in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neighboring social disciplines, and without any invitations…”。從這裏就可以知道經濟學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裏的發展了。
最後當然是要給大家一些提示，好讓大家在新的一年有個好開始。既然本文一直都在談社會科學的問題，“梭修賽斯” 當然就是Social Sciences， “伊可那密” 是economics，筆者覺得最難猜的應該就是 “馬叛軍” 了，馬叛軍是指馬克思主義，至於其他的就請各位讀者慢慢參透了。
參考資料：
Becker, Gary S. (1993) “Nobel Lecture: 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101(3): 385-409.
Stigler, George J. (1984) “Economics: The Imperial Scienc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86(3): 301-313.
作為2010年的第一篇文章，筆者決定跟各位玩一個猜謎遊戲。最近在一個部落格裏發現一張非常有趣的圖片，看看大家可否猜出該圖的意思。［圖中的中文字請用國語讀音來理解。］
圖片來源：地圖會說話 <<梭修賽斯的局勢>>。
「經濟學帝國主義（Economic Imperialism）」主要是指一些經濟學家嘗試把經濟學理論運用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上［例如：社會學、法律學、政治學、歷史學等］，並不斷擴大經濟學在這些科目上的應用。其精髓就是經濟學家使用「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來解釋人類的非市場行為（Non-Market Behavior）。意指人們［不論是毒犯，殺人犯，還是正常人］在做任何決策的時候皆會先衡量這行為所帶來的後果與風險，如果在人們「理性」的成本效率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後發現執行此行為（Action）的好處大於壞處，人們就會願意去做。
理性選擇理論其中一個最有名的例子就是Gary Becker（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犯罪經濟學裏所舉的「胡亂泊車」的例子。Becker說有一次他正趕著出席一個博士論文的口試，由於時間緊迫，在到達試場附近時他必須選擇到底要花時間找停車位還是冒被罰款的風險「不合法」地把車停在路邊。在考慮把車停在停車位的成本、罰款的金額、與被罰款的機會率後，他最於決定冒吃罰單的風險把車停在路邊。而口試完畢後他有收到罰單嗎？結果是沒有。從這個例子可看出在Becker的經濟學世界裏，人們所做任何行為［不論是殺人放火、還是胡亂泊車］都是符合「理性」與「成本效益」的。［雖然最近有一些行為經濟學家（Behavioral Economists）並不同意「人是理性的」這一個講法，像Dan Ariely所寫的Predictably Irrational裏就指出了人類各種千奇百怪的「不理性行為」，但「理性」與「不理性」並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筆者故不在此著墨］。
在第一篇討論「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文章中，George Stigler（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介紹了經濟學在法律、歷史、社會學、以及政治學等方面的應用。文中的結論寫到 “…economics is an imperial science: it has been aggressive in addressing central problems in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neighboring social disciplines, and without any invitations…”。從這裏就可以知道經濟學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裏的發展了。
最後當然是要給大家一些提示，好讓大家在新的一年有個好開始。既然本文一直都在談社會科學的問題，“梭修賽斯” 當然就是Social Sciences， “伊可那密” 是economics，筆者覺得最難猜的應該就是 “馬叛軍” 了，馬叛軍是指馬克思主義，至於其他的就請各位讀者慢慢參透了。
參考資料：
Becker, Gary S. (1993) “Nobel Lecture: 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101(3): 385-409.
Stigler, George J. (1984) “Economics: The Imperial Scienc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86(3): 30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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