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P.A.
各位，請看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在2009年12月20日第三屆政府宣誓儀式上的表現。筆者記得自己在中學參加班際朗誦比賽的時候同學們都非常緊張，在上台前都會把要朗讀的文章練過千篇百篇，務求做到「字正腔圓」。今天，崔先生所表演的正正是活生生的「反例」，教導我們什麼叫「外星語」，教曉我們什麼叫「做事不用心」，教育我們什麼叫「不尊重」。天啊！一群小小的中學生都曉得他們應該為坐在面前的校長與觀眾付出最低限度的尊重，今天，堂堂一區之長在澳門五年一次的「盛事」上面對著管理超過13億人的國家主席與50多萬的澳門市民居然不曉得什麼是「尊重」。試問我們怎能放心把澳門交到這個人的手上呢？
宣誓詞往往千篇一律，而且事先準備，難道連回家練習一下，給予自己、國家主席、全澳門市民最基本的尊重都不可以嗎？今天，筆者真的深深體會到什麼是「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了。
以下是誓詞原文：「本人崔世安，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當擁護並負責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澳門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致力於維護澳門的穩定和發展，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
現在跟大家玩一個遊戲，看看大家可否猜出崔先生的外星語到底在說什麼。
Monday, December 21, 2009
澳門廉潔程度良好嗎？一個國際比較分析
By T.W.
反腐敗國際性組織「透明國際」上月公佈180個國家和地區的2009年度國際清廉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得分和排名，新西蘭、丹麥、新加坡、瑞典、瑞士名列首5名，而香港排行第12位，台灣和中國分別排第37和79名，澳門則為第43名。
賭權開放後澳門的人均GDP以神話般的速度增長，人均GDP已相繼超越香港、新加坡和日本，但2009年的清廉指數得分卻遠低於三地。筆者想借本文以顯示澳門廉潔程度的不足。
筆者將以這些地區的人均GDP與她們的清廉指數之間關係的比較作為討論的方法。由於最新的人均GDP為2008年的數據，因此筆者使用2008年的清廉指數與該年各地區的人均GDP作比較。經筆者比較後，除了少數國家外，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中2008和2009年清廉指數的得分和排名大致呈現近似的特徵。筆者選擇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2008年清廉指數和人均GDP列於附表。
反腐敗國際性組織「透明國際」上月公佈180個國家和地區的2009年度國際清廉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得分和排名，新西蘭、丹麥、新加坡、瑞典、瑞士名列首5名，而香港排行第12位，台灣和中國分別排第37和79名，澳門則為第43名。
賭權開放後澳門的人均GDP以神話般的速度增長，人均GDP已相繼超越香港、新加坡和日本，但2009年的清廉指數得分卻遠低於三地。筆者想借本文以顯示澳門廉潔程度的不足。
筆者將以這些地區的人均GDP與她們的清廉指數之間關係的比較作為討論的方法。由於最新的人均GDP為2008年的數據，因此筆者使用2008年的清廉指數與該年各地區的人均GDP作比較。經筆者比較後，除了少數國家外，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中2008和2009年清廉指數的得分和排名大致呈現近似的特徵。筆者選擇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2008年清廉指數和人均GDP列於附表。
透過對上表作直觀性的比較看出，清廉指數得分和人均GDP兩者之間大致呈現正比趨勢，首10名包括一些歐洲規模較小的國家、澳洲，新西蘭、加拿大，和亞洲國家新加坡。這當中的歐洲國家都是處於全球人均GDP最前列的較小規模國家 (除荷蘭外人口都少於1,000萬，筆者稱之為特高人均GDP國家，比美日和西歐工業大國還高出頗為多)；澳洲和加拿大約相當於西歐工業大國的水平，而新西蘭和新加坡則略低於她們。11-20名則包括美日德英、香港和另一些歐洲較小規模國家，人均GDP同樣是世界前列。
而從亞洲區的角度看，最高排名依次為新加坡、香港和日本。台灣和澳門則分別排第39和43名。五地中澳門的人均GDP最高，但清廉得分卻是最低的，而且低於葡萄牙和西班牙這些歐洲中人均GDP相對較為低的國家。其他高收入但清廉得分只是中下的地方包括科威特、意大利和希臘。而清廉得分較高但人均GDP相對不是太高的地方包括南美國家智利和烏拉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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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完以上的基本特性後，接著筆者根據各地清廉指數得分和其人均GDP繪出如上圖的散點圖，並繪上趨勢線 [由設定截距 (intercept) 為零的迴歸分析 (regression) 得出]。處於趨勢線往下的點意味著該地區在相同的人均GDP下比處於趨勢線上的點有較高的廉潔度，或在相同的廉潔度下有較低的人均GDP；處於趨勢線往上的點的情況則與上述敘述相反。
最接近趨勢線的地方包括新加坡、香港、韓國、葡萄牙等，意味著這些地區現今展現出「廉潔與富裕最平衡的關係」。第二清廉的新西蘭由於其人均GDP只處於中高等水平 (低於新加坡和西歐工業大國) 而處於趨勢線往下一些的位置。
至於清廉度處於最前列的北歐國家由於擁有特高的人均GDP，她們的點處於趨勢線往上的位置，而且離之頗遠，但這並不代表她們的發展「不太均衡」，因她們本身已處於清廉度最前列的位置，而根據計算出來的趨勢線，當一個點踏在該趨勢線上時，清廉指數為10時所對應的人均GDP只是40,782美元，難道要要求這些北歐國家大幅降低她們已很高的人均GDP嗎？
而西歐工業大國、美日和澳門同樣處於趨勢線往上的位置，擁有較高的人均GDP，但分別在於澳門的清廉得分只是中等，而其餘地方則有較高的清廉得分。與澳門富裕程度相近的日本和新加坡比澳門廉潔得多。而富裕程度與澳門有一段距離的台灣和韓國也比澳門略為廉潔一點。
綜合散點圖的特色，不論從清廉指數絕對數字的大小和散點與趨勢線遠近的關係來看，澳門的廉潔程度在先進經濟體中並不盡如人意，需要再提高不少。筆者並不是執意要求當澳門的廉潔程度已達到新加坡水平時只能在人均GDP 40,000美元的水平徘徊以符合接近趨勢線「發展均衡」的特性，因為當澳門的清廉程度已有幸處於世界前列時，澳門當然可以身處諸如瑞士和丹麥甚至更往上的點上。
澳門現今已是亞洲人均GDP排名最高的地區之一，雖距離全世界排名最前列的北歐國家還有頗大距離，但澳門在來臨的日子中大有可能展現能在數十年內達到人均GDP世界前列的發展趨勢。從現在起若不致力使廉政建設真正落到實處，很可能到了那個時候澳門只會呈現出人均GDP世界前列但清廉指數只徘徊在中游偏上些許位置的「崎胎現象」。
參考資料：
清廉指數出自透明國際。
人均GDP出自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09,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澳門數據出自統計暨普查局。
Thursday, December 17, 2009
Global Warming: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By P.A.
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 (Copenhagen Climate Conference 2009) 結束前夕，不停聽到一些大家都不希望得到的消息，就是會議陷入僵局，表示這次會議的實際成效不大。原因是參與國各持己見、互相指責。美國說自己已經設定了最大的減排目標，決定不會再減少排放。另一方面，非洲國家覺得自己的意見未有被尊重、發展中國家批評發達國家對她們的氣候援助金額太少、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抱怨發達國家所提出的堅持對所有國家的減排措施進行監督、報導和確認的要求。原因是發達國家擔心就算發展中國家承諾了減排目標，他們也不一定做得到，因為他們在減排問題上欠缺透明度［其中一個例子是全球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這個國家是誰不言而喻］等等…以上這些不幸的消息都是大家所不願看到的。
以上的所有問題以至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之所以存在，歸根究底都是因為氣候暖化的情況愈來愈嚴峻，開始威脅到人類的生活。而對於這個問題經濟學家的看法又是什麼呢？
最近讀到一本非常有趣的書，書名為SuperFreakonomics，出自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Steven D. Levitt以及前紐約時代雜誌專欄作家Stephen J. Dubner的手筆。此書乃Freakonomics（台灣譯作蘋果橘子經濟學，內地譯作魔鬼經濟學）的續作。SuperFreakonomics的作者之一Steven Levitt，獲得2003年被經濟學界視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搖籃的克拉克獎 (John Bates Clark Medal，每兩年頒發給美國四十歲以下的優秀經濟學者)，亦是筆者論文指導教授Professor Ming-Jen Lin的博士班導師。在課堂上常常聽林老師說Steven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據林老師所述Steven在芝大的第三年就已經由助理教授升至正教授，此乃芝大第一人），三不五時都會發現身邊一些有趣的經濟學現象。筆者在Freakonomics中感受過一次，想不到在SuperFreakonomics又再一次享受到經濟學的無窮趣味。言歸正轉，為什麼要談SuperFreakonomics跟Steven呢？因為此書最後一章所談的正正是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的問題。
書中提到在經濟學的角度裡，造成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外部性 (externality) ──指人類的經濟行為所產生的部分利益／成本不是由自己得到／承擔。就好像你在家裡使用冰箱或冷氣的時候，你所付出的只是帳單上的電費，並沒有考慮到發電廠所噴出的廢氣、採煤工人在採煤過程中所付出的生命成本等［現在在中國每年大約有3,000人死於煤礦，你在付電費的時候有否想過你所付出的包不包括祖國同胞的生命呢？］。而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就是用稅收 (taxes) 來把你未負擔的成本加到你的電費單中，好讓你小心謹慎地使用電力，不要一進房間就打開冷氣並調到18度。這種方法稱為「外部效果內部化 (internalize the externality) 」。但可惜的是在氣候暖化的問題上這點很難做到，因為天曉得發電廠所噴出的黑煙對環境所造成的傷害值多少錢、一個人的生命值多少錢等等…所以根本沒有人知道稅收應定為多少，這實在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書中亦表示一般氣候科學家 (climate scientists) 都認為令地球氣溫持續上升的罪魁禍首是人類對溫室氣體的過度排放。但根據一些聯合國 (United Nations) 和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的報告，人類如何影響氣候暖化的途徑並不是非常清晰的，舉一個開車去市場買肉類的例子就一目了然。汽車無可否認地會排出溫室氣體，所以開車去市場買肉類的時候當然會損害環境，但大家又知不知道，原來牛以及一些反芻動物 (ruminants) 會排出一種叫甲烷 (methane) 的氣體，它對氣候暖化所作出的「貢獻」比汽車所排出的二氧化碳高二十五倍。報告又指出研究發現交通運輸所排放的污染物其實只佔以上這些動物所造成的污染的11%，其中貨車把肉類由生產者運送到零售商時所產生的污染只佔4%。所以氣候暖化到底是人類排放太多的二氧化碳？還是我們食牛肉太多？
沒有人知道以上問題的答案，因為科學家無法在這個問題上做實驗 (experiment) ──例如不准汽車在街上行駛，再來看當只有牛肉生產的時候全球溫度還有沒有上升。我們只可以看到二氧化碳和牛肉生產跟氣候暖化有高度相關 (high correlation)，但無法說出他們之間到底誰才是造成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因為就算我們真的可以不准汽車行駛，全球溫度也會受到雲量，天氣等的因素所影響。各國政府（大多數是已發展國家）就這樣在不清楚誰是真正凶手的情況下把全球暖化定為他們首要的解決目標。當全球暖化變成一個政治決策的時候，就永遠離不開經濟學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
人類減排後將來所得到的好處是否大於現在減排所付出的成本？顯然這次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結果告訴我們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就拿太陽能發電來做例子，其實太陽能接收器只可將12%接收得來的太陽能轉化為電力，可能隨著科技的進步，以上的百分比會逐漸增大，但問題是當我們在興建這些昂貴的太陽能發電站時，我們必須首先付出龐大的污染代價，因為在興建過程中所使用的電力必先會使溫室效應進一步惡化，所以當我們想使用一些對地球無害的能源時，我們必定要使氣候暖化的問題繼續惡化直至我們把全部的太陽能發電站都建好。Steven在書中提到這可能需要30到50年的時間。
而另一個成本方面的考量是有關發展中國家的。大家有否想過，減少排放對發達國家來說可能只是小事一樁［相對於發展中國家，因為她們減排的成本相對比較低］，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減少排放卻是一種奢侈品 (luxury goods) 甚至是對她們國民的一種剝削。因為要求發展中國家減排就等於要她們把巨大的經濟利益轉移到環境事業上，這樣做的話不但會令千千萬萬的貧困人民在煉獄裡待更久，還會使她們更遲才可以享受到第一世界人民的生活。到底是讓千萬生活已經很好的人在將來生活得更好［減排］的利益比較大還是讓千萬一直生活在煉獄裡的人趕快改善生活［繼續排放，讓經濟快速發展］的利益比較大呢［或是從另一個角度想，執行那一個的成本會比較低呢］？答案顯然是後者。
對於減排問題其實還存在一個很有名的經濟學現象「搭便車 (free-rider problem)」。試想想我為了後代 (descendant) 可以享受美好的將來願意付出龐大的成本去減少污染，但你卻不願意，搭我對全球暖化所作出的貢獻的便車，而且還使我的後代沒法得到美好的將來，那我還有什麼誘因 (incentive) 去減排呢？
總結以上種種，在經濟學，一個誘因主導 (incentive matter)，的世界裡，我們並沒有足夠［或者說不夠強］的誘因去進行減少排放的行為。所以一些環保支持者好像Al Gore (前美國副總統，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等人一直希望人類可以「大發慈悲」，從良心出發不要再過度排放污染物，而不從誘因結構 (incentive structure) 入手去改變人類行為，最後成績未收的結果是可預見的，筆者實感愛莫能助，只好說「只因經濟學未通也」。
最後要做的當然是一些制度性行銷，SuperFreakonomics的繁體中文版即將面世，而且該中文版是由林老師親自作序，此本好書當然是不容錯過。最後筆者衷心的希望大家可以從書中領略到經濟學的精髓與有趣的地方，將來用之社會，讓自己做一個精明的決策者 (wise decision maker)。
註：本文的主要參考為SuperFreakonomics，另加上筆者自己的見解。有關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報導只要隨便翻開任何中英文報章都可看到，故不在此附上連結。
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 (Copenhagen Climate Conference 2009) 結束前夕，不停聽到一些大家都不希望得到的消息，就是會議陷入僵局，表示這次會議的實際成效不大。原因是參與國各持己見、互相指責。美國說自己已經設定了最大的減排目標，決定不會再減少排放。另一方面，非洲國家覺得自己的意見未有被尊重、發展中國家批評發達國家對她們的氣候援助金額太少、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抱怨發達國家所提出的堅持對所有國家的減排措施進行監督、報導和確認的要求。原因是發達國家擔心就算發展中國家承諾了減排目標，他們也不一定做得到，因為他們在減排問題上欠缺透明度［其中一個例子是全球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這個國家是誰不言而喻］等等…以上這些不幸的消息都是大家所不願看到的。
以上的所有問題以至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之所以存在，歸根究底都是因為氣候暖化的情況愈來愈嚴峻，開始威脅到人類的生活。而對於這個問題經濟學家的看法又是什麼呢？
最近讀到一本非常有趣的書，書名為SuperFreakonomics，出自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Steven D. Levitt以及前紐約時代雜誌專欄作家Stephen J. Dubner的手筆。此書乃Freakonomics（台灣譯作蘋果橘子經濟學，內地譯作魔鬼經濟學）的續作。SuperFreakonomics的作者之一Steven Levitt，獲得2003年被經濟學界視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搖籃的克拉克獎 (John Bates Clark Medal，每兩年頒發給美國四十歲以下的優秀經濟學者)，亦是筆者論文指導教授Professor Ming-Jen Lin的博士班導師。在課堂上常常聽林老師說Steven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據林老師所述Steven在芝大的第三年就已經由助理教授升至正教授，此乃芝大第一人），三不五時都會發現身邊一些有趣的經濟學現象。筆者在Freakonomics中感受過一次，想不到在SuperFreakonomics又再一次享受到經濟學的無窮趣味。言歸正轉，為什麼要談SuperFreakonomics跟Steven呢？因為此書最後一章所談的正正是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的問題。
書中提到在經濟學的角度裡，造成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外部性 (externality) ──指人類的經濟行為所產生的部分利益／成本不是由自己得到／承擔。就好像你在家裡使用冰箱或冷氣的時候，你所付出的只是帳單上的電費，並沒有考慮到發電廠所噴出的廢氣、採煤工人在採煤過程中所付出的生命成本等［現在在中國每年大約有3,000人死於煤礦，你在付電費的時候有否想過你所付出的包不包括祖國同胞的生命呢？］。而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就是用稅收 (taxes) 來把你未負擔的成本加到你的電費單中，好讓你小心謹慎地使用電力，不要一進房間就打開冷氣並調到18度。這種方法稱為「外部效果內部化 (internalize the externality) 」。但可惜的是在氣候暖化的問題上這點很難做到，因為天曉得發電廠所噴出的黑煙對環境所造成的傷害值多少錢、一個人的生命值多少錢等等…所以根本沒有人知道稅收應定為多少，這實在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書中亦表示一般氣候科學家 (climate scientists) 都認為令地球氣溫持續上升的罪魁禍首是人類對溫室氣體的過度排放。但根據一些聯合國 (United Nations) 和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的報告，人類如何影響氣候暖化的途徑並不是非常清晰的，舉一個開車去市場買肉類的例子就一目了然。汽車無可否認地會排出溫室氣體，所以開車去市場買肉類的時候當然會損害環境，但大家又知不知道，原來牛以及一些反芻動物 (ruminants) 會排出一種叫甲烷 (methane) 的氣體，它對氣候暖化所作出的「貢獻」比汽車所排出的二氧化碳高二十五倍。報告又指出研究發現交通運輸所排放的污染物其實只佔以上這些動物所造成的污染的11%，其中貨車把肉類由生產者運送到零售商時所產生的污染只佔4%。所以氣候暖化到底是人類排放太多的二氧化碳？還是我們食牛肉太多？
沒有人知道以上問題的答案，因為科學家無法在這個問題上做實驗 (experiment) ──例如不准汽車在街上行駛，再來看當只有牛肉生產的時候全球溫度還有沒有上升。我們只可以看到二氧化碳和牛肉生產跟氣候暖化有高度相關 (high correlation)，但無法說出他們之間到底誰才是造成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因為就算我們真的可以不准汽車行駛，全球溫度也會受到雲量，天氣等的因素所影響。各國政府（大多數是已發展國家）就這樣在不清楚誰是真正凶手的情況下把全球暖化定為他們首要的解決目標。當全球暖化變成一個政治決策的時候，就永遠離不開經濟學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
人類減排後將來所得到的好處是否大於現在減排所付出的成本？顯然這次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結果告訴我們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就拿太陽能發電來做例子，其實太陽能接收器只可將12%接收得來的太陽能轉化為電力，可能隨著科技的進步，以上的百分比會逐漸增大，但問題是當我們在興建這些昂貴的太陽能發電站時，我們必須首先付出龐大的污染代價，因為在興建過程中所使用的電力必先會使溫室效應進一步惡化，所以當我們想使用一些對地球無害的能源時，我們必定要使氣候暖化的問題繼續惡化直至我們把全部的太陽能發電站都建好。Steven在書中提到這可能需要30到50年的時間。
而另一個成本方面的考量是有關發展中國家的。大家有否想過，減少排放對發達國家來說可能只是小事一樁［相對於發展中國家，因為她們減排的成本相對比較低］，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減少排放卻是一種奢侈品 (luxury goods) 甚至是對她們國民的一種剝削。因為要求發展中國家減排就等於要她們把巨大的經濟利益轉移到環境事業上，這樣做的話不但會令千千萬萬的貧困人民在煉獄裡待更久，還會使她們更遲才可以享受到第一世界人民的生活。到底是讓千萬生活已經很好的人在將來生活得更好［減排］的利益比較大還是讓千萬一直生活在煉獄裡的人趕快改善生活［繼續排放，讓經濟快速發展］的利益比較大呢［或是從另一個角度想，執行那一個的成本會比較低呢］？答案顯然是後者。
對於減排問題其實還存在一個很有名的經濟學現象「搭便車 (free-rider problem)」。試想想我為了後代 (descendant) 可以享受美好的將來願意付出龐大的成本去減少污染，但你卻不願意，搭我對全球暖化所作出的貢獻的便車，而且還使我的後代沒法得到美好的將來，那我還有什麼誘因 (incentive) 去減排呢？
總結以上種種，在經濟學，一個誘因主導 (incentive matter)，的世界裡，我們並沒有足夠［或者說不夠強］的誘因去進行減少排放的行為。所以一些環保支持者好像Al Gore (前美國副總統，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等人一直希望人類可以「大發慈悲」，從良心出發不要再過度排放污染物，而不從誘因結構 (incentive structure) 入手去改變人類行為，最後成績未收的結果是可預見的，筆者實感愛莫能助，只好說「只因經濟學未通也」。
最後要做的當然是一些制度性行銷，SuperFreakonomics的繁體中文版即將面世，而且該中文版是由林老師親自作序，此本好書當然是不容錯過。最後筆者衷心的希望大家可以從書中領略到經濟學的精髓與有趣的地方，將來用之社會，讓自己做一個精明的決策者 (wise decision maker)。
註：本文的主要參考為SuperFreakonomics，另加上筆者自己的見解。有關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報導只要隨便翻開任何中英文報章都可看到，故不在此附上連結。
Sunday, December 13, 2009
一個神奇的地方 - 澳門
By P.A.
一直都在談一些比較嚴肅的話題，現在就來個輕鬆一點的。"It's a wonderful place, it's a beautiful place." 筆者心目中一直都希望著澳門可以給人這麼的一種感覺。雖然歌詞中有許多許多的「祖國」，為何一個地方的東西總是要離不開祖國，難道連一首歌都不可以嗎？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小小的澳門真的是有一班唱歌很出色的歌手。各位有實力的音樂人，加油！
歌手有：小肥(徐智勇)、Chita(余翠芝)、龍世傑、孫鳳明、倪力、陳佳、蘇耀光、周佩英及韓依晴，MV由鍾楚喬@Chessman執導。
一直都在談一些比較嚴肅的話題，現在就來個輕鬆一點的。"It's a wonderful place, it's a beautiful place." 筆者心目中一直都希望著澳門可以給人這麼的一種感覺。雖然歌詞中有許多許多的「祖國」，為何一個地方的東西總是要離不開祖國，難道連一首歌都不可以嗎？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小小的澳門真的是有一班唱歌很出色的歌手。各位有實力的音樂人，加油！
歌手有：小肥(徐智勇)、Chita(余翠芝)、龍世傑、孫鳳明、倪力、陳佳、蘇耀光、周佩英及韓依晴，MV由鍾楚喬@Chessman執導。
Friday, December 11, 2009
AIDS in China
By P.A.
高耀潔，一個年過八十的老人家，另一個身份是中國愛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維權醫生。她決定離開自己熟識的地方，為了在有生之年揭露內地的愛滋病疫情，秘密遠走美國出版她在中國對愛滋病的所見所聞，書名為 「血災10000封信」，就算埋骨異地也今生無悔。遠走美國的原因是害怕出書後自己會跟揭露四川豆腐渣工程的作家譚作人一樣被祖國以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罪。高醫生表示其實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內地防役人員發現醫院的血庫已經遭到愛滋病毒感染，但地方政府為了隠瞞役情，嘗試利誘(送住宅，汽車等)民間義工，利誘不成就恐嚇或者軟禁他們，更甚的是如果連軟禁都沒用，官方就會捏造事實，以不實罪名令義工入獄。這除了令很多無辜的人家破人亡外，還令外界無法知道中國的愛滋病疫情。高醫生還表示她在1996年投入中國愛滋病工作的時候發現，河南大量的貧困農民，因為賣血而染上愛滋病，但地方政府卻刻意隠瞞內地愛滋病通過血液傳播的問題，令中國的愛滋病問題沒法壓止。於是她自費出版宣傳品、出書、以及照顧愛滋病遺孤。但她所得到的結果卻是恐嚇與壓迫，以及家人受到的搔擾。她說地方官員強迫她的兒子跪在她面前甚至威脅她家人的生命...... 她還指出，國家所公報的愛滋病感染人數(從2006的84萬減至2009的74萬)，死亡人數，以及發病率減少等的資料都值得令人懷疑，而且以上數字減少的原因可能只代表賣血站從地上轉到地下。
在片段中，高教授說：「現在中國有幾個特點，第一會說假話，第二會造假話，第三收買一部份人效勞。」筆者真的衷心希望高教授所說的只是執政黨的特點，並不是「中國[人]」的特點。
高耀潔，一個年過八十的老人家，另一個身份是中國愛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維權醫生。她決定離開自己熟識的地方，為了在有生之年揭露內地的愛滋病疫情，秘密遠走美國出版她在中國對愛滋病的所見所聞，書名為 「血災10000封信」，就算埋骨異地也今生無悔。遠走美國的原因是害怕出書後自己會跟揭露四川豆腐渣工程的作家譚作人一樣被祖國以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罪。高醫生表示其實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內地防役人員發現醫院的血庫已經遭到愛滋病毒感染，但地方政府為了隠瞞役情，嘗試利誘(送住宅，汽車等)民間義工，利誘不成就恐嚇或者軟禁他們，更甚的是如果連軟禁都沒用，官方就會捏造事實，以不實罪名令義工入獄。這除了令很多無辜的人家破人亡外，還令外界無法知道中國的愛滋病疫情。高醫生還表示她在1996年投入中國愛滋病工作的時候發現，河南大量的貧困農民，因為賣血而染上愛滋病，但地方政府卻刻意隠瞞內地愛滋病通過血液傳播的問題，令中國的愛滋病問題沒法壓止。於是她自費出版宣傳品、出書、以及照顧愛滋病遺孤。但她所得到的結果卻是恐嚇與壓迫，以及家人受到的搔擾。她說地方官員強迫她的兒子跪在她面前甚至威脅她家人的生命...... 她還指出，國家所公報的愛滋病感染人數(從2006的84萬減至2009的74萬)，死亡人數，以及發病率減少等的資料都值得令人懷疑，而且以上數字減少的原因可能只代表賣血站從地上轉到地下。
在片段中，高教授說：「現在中國有幾個特點，第一會說假話，第二會造假話，第三收買一部份人效勞。」筆者真的衷心希望高教授所說的只是執政黨的特點，並不是「中國[人]」的特點。
Sunday, November 29, 2009
由近來的兩個事件看出澳門需要民主
By T.W.
我想借在澳門近來發生的兩個事件以說明民主 (立法會全面直選和普選行政長官，二者同時實行或二擇其一) 對今後澳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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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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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傳聞內港廣州酒店原址將有角子機場開業的事件。特區政府施政方針明確提出角子機場必須遷出民居。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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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廣州酒店原址最終開設了角子機場，相信社會上很多聲音都會認為此舉違反了角子機場遷出民居的承諾，這反映出一直為人詬病的對政府監督低效的問題。對政府監督力量的稀缺有可能導致這樣的結果：政府為了維護博彩公司拓展業務的利益，使得該新的行政法規能為原廣州酒店開設角子機場「開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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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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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澳門回歸10週年成就展的3200萬展覽招標費合同的無公開招標直接批給事件 (詳情請看參考資料)，縱使有各種質疑聲音，但政府所謂「依法辦事」的解釋明顯地不能「解釋」各種質疑，而這事件現在像是不了了之似的，這種不了了之的現象在一般的高收入民主地方是不可思議的，這同樣反映出在澳門對政府監督低效甚至失效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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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兩個事件看出澳門實行民主的重要性，在於有力監督和制衡政府不合理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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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質素。誠然，澳門經濟過去數年的高速增長確實使市民生活有「財務上」頗大幅度的改善，收入增加便能購買更多物品。然而，人均GDP只是其中一項衡量生活質素的指標。國際上習慣以很大的比重把人均GDP作為生活水準的評價，是因為一般來說人均GDP的上升與各種社會指標的發展彼此之間較為同步，但澳門是其中一個例外，各方面的社會發展與人均GDP的上升相距甚遠。由此看出，富裕了的社會由於其人均GDP已上升至頗高的水平 (再上升的空間大幅變小)，這時只有對政府的有效監督才能進一步提升綜合生活水準，而民主的實行才是有效的途徑發揮監督與制衡的作用。對民主有保留的人會認為對政府過多的制衡會窒礙經濟發展，但要知道有效的制衡才能防止政府不合理的行為和使得政策真正以民為本。在人均GDP已很高的情況下，對政府的監督比人均GDP數字上的上升更能保證人民生活質素的綜合提升，所以我們不用顧慮制衡窒礙發展的問題 (難道西方社會會為了避免窒礙而放棄民主？)，關於這點澳門的經驗明顯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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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10年間的特區政府是一個有魄力的政府，實行勵精圖治的管治，能夠朝解決各種澳門現存的社會問題的方向前進，那麼有可能澳門居民，包括筆者在內，對有效監督和實行民主的想法沒有那麼強烈，但政府本身「不爭氣」的表現使筆者對民主的想法更趨堅定，並由此看出，一個社會最終是要實行民主以有效保障人民的利益 (如沒有民主，誰能保證每屆都幸運地有勵精圖治的政府)。特區政府的魄力低落就是使澳門的高人均GDP不能使澳門發展成擁有真正發達經濟體的氣質。有一種說法，根據歷史的發展經驗，當一個地方處於人均收入低下的情況時，威權統治 (前提是有雄心的政府) 能帶來經濟和硬實力上的高速發展 (如60-70年代的南韓和台灣)，因為沒有過多各方勢力的制約。但我們要弄清楚經濟發展的意義本質 (生活提高)，當通過難得的經濟高速增長而使「財務上」的生活品質能在較短時間內大幅提升時，這時已擁有邁向民主的條件。當有了經濟上的富裕，我們便需要民主對政府的監督以使人民生活品質有各方面的進一步提高，澳門政府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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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09-11/18/content_392118.htm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09-11/18/content_392119.htm
Wednesday, November 25, 2009
[轉載] 柏林一日‧許知遠
By P.A.
許知遠，被喻為是當今中國最具洞見的公共知識份子之一。看看他如何從柏林圍牆的倒下，講到我們偉大袓國的自由與民主。 我們的袓國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嚐到自由與民主的味道呢？
本文轉載自＜亞洲週刊＞第二十三卷四十七期專欄＜昨日與明日＞
從奧斯邦姆火車站出來，穿過紐倫大街，就是東岸美術館。沿河的一條長牆，上面滿是塗鴉，顏色亮麗，像是不久前才剛剛畫上的，一些牆面顏料還沒來得及乾。
遊人們沿牆而走，在他們喜歡的畫面前停下來，拍照留念。這是十一月八日下午的柏林，慶祝的氣氛已四處瀰漫。天空陰沉，天氣寒冷潮濕，人們卻到處湧來，他們要見證歷史的紀念時刻。
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牆被拆除，東西德邊境開放。即使在奇蹟與驚恐不斷的一九八九年，它也是最富標誌性的一刻，它代表了一種信仰與體制最後的衰竭和崩潰。
同樣的民族、同樣的傳統，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一方繁榮、自由，一方匱乏、壓抑。只有架起高牆、鐵荊棘、命令瞭望塔上的士兵隨意的射殺，才能減少一方向另一方的逃離。很少國家有過如此撕心裂肺的經歷和如此觸目驚心的對比，被三八線劃開的南北朝鮮，中國的台灣海峽與深圳河，都是知名的例證。
大部分牆體早已拆掉，這家東岸美術館是保留最長的一段了，足有兩公里。遊客們都要經過此處，觀賞那些呼籲世界和平、人類自由的塗鴉，購買一兩塊牆體碎石，像是完成了一次對歷史的憑弔。它像是這城市裏最知名的玩具，可愛又神秘，鮮艷的顏料早已遮住了它曾經的滄桑與悲劇。一位東柏林的心理醫生曾經用「The Wall Sickness」來解釋東德人的普遍的壓抑和高自殺率。這道牆穿過柏林的市中心，像是壓在東德人的心上，是喘息不了的絕望。但現在，殘留的這一段是勝利的象徵，意味著自由的不可阻擋。
我從東岸美術館來到布萊登堡前，一個由畫板組成的多米諾骨牌已搭成。畫板是孩子們的傑作，自由的展現他們對於柏林牆、德國統一、自由、民主、美好生活的理解。孩子式的稚氣與想像力隨處可見，他們把腦海中的一切都圖上了畫板，很多時候你什麼都看不清，只看到亂作一團的顏色。十一月九日夜晚，這個骨牌將被推倒，是二十週年慶祝活動的高峰。是誰來推倒第一塊呢？是戈爾巴喬夫嗎？是他的改革精神和克制能力，推動了共產主義陣營的巨變。
推倒第一塊骨牌的是萊赫·瓦文薩（華里沙）。在BBC的畫面上，我看到了身材矮小的瓦文薩。他的頭髮、鬍子都白了，也更胖了，但仍是一副工人模樣。在一九八零年的團結工會成立前，他的確是波蘭列寧造船廠一名被開除的電焊工。沒有人再比他適合推倒這第一塊骨牌了。波蘭的團結工會，開啟了一個時代——在一個權力對比失衡的環境中，手無寸鐵的普通人如何組織起來，通過非暴力的方式一步一步拓展自由。
骨牌被推倒了，歡呼聲四起，雨中的柏林開始放煙火。一九八九年的東歐多像是一個多米諾效應。六月四日，波蘭第一次全國大選，缺乏政治經驗的團結工會大獲全勝；十月六日，匈牙利共產黨改建為「匈牙利社會黨」，宣布以混合經濟、自治制度、多黨制議會基礎上的民主社會主義為奮鬥目標；十一月七日，布拉格的天鵝絨革命；十一月九日，柏林牆倒塌；十二月二十五日，東歐最頑固的領導人齊奧塞斯庫曝屍街頭……
很多人也曾希望，中國也是這骨牌中的一塊。天安門廣場上的年輕人，也像東歐的工人、學生一樣，充滿了對自由的強烈渴望，他們的結果卻是迥異的。歷史並非一定如此，天安門不一定流血，而東歐的多米諾效應也不一定如此成功。我可以想像波蘭人在一邊等待大選結果，一邊在電視畫面上看到天安門事件時的恐懼。歷史很可能滑向另一端，他們贏得了大選，卻被清洗，這曾經發生過，未來也仍可能發生；十月初，當中國副總理姚依林訪問柏林時，東德領導人昂納克對北京的強硬態度很是傾心。但也正是戈爾巴喬夫，在天安門事件後，明確表示他不希望採取類似的手段，他的態度鼓舞了整個東歐。在東德，「戈爾巴喬夫效應」最為明顯。多年來，昂納克的強硬統治摧毀和壓抑了任何自生的抵抗力量，東德尤其依賴蘇聯，也因此他們的希望全部寄託於蘇聯。這長年的壓抑在十一月九日，迎來了爆發。
二十年過去了，很多變化已經發生。人們以不同的方式來紀念歷史。在二零零九年六月四日的天安門廣場上，到處是便衣警察，他們穿著同樣顏色的短袖衫，四處張望，很多人甚至想不起來這是個特殊的日子了，曾經一代人為理想而丟掉了自己的生命，下午一場黃沙捲過北京城。十一月九日的柏林籠罩在雨中，人們擁擠在街頭，喝酒、聊天、接吻、看著大屏幕，很多人或許不知道歷史的沉重了，這卻不妨礙他們享受著眼前的自由。北京官方又封鎖了一家名為Berlin twitter wall的德國網站，因為太多的中國訪問者在上面表達了對柏林牆的看法。對於北京官方來說，似乎二零零九年的柏林牆與一九七九年的西單民主牆一樣，都是他們厭惡和必須管轄的對象。
許知遠，被喻為是當今中國最具洞見的公共知識份子之一。看看他如何從柏林圍牆的倒下，講到我們偉大袓國的自由與民主。 我們的袓國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嚐到自由與民主的味道呢？
本文轉載自＜亞洲週刊＞第二十三卷四十七期專欄＜昨日與明日＞
從奧斯邦姆火車站出來，穿過紐倫大街，就是東岸美術館。沿河的一條長牆，上面滿是塗鴉，顏色亮麗，像是不久前才剛剛畫上的，一些牆面顏料還沒來得及乾。
遊人們沿牆而走，在他們喜歡的畫面前停下來，拍照留念。這是十一月八日下午的柏林，慶祝的氣氛已四處瀰漫。天空陰沉，天氣寒冷潮濕，人們卻到處湧來，他們要見證歷史的紀念時刻。
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牆被拆除，東西德邊境開放。即使在奇蹟與驚恐不斷的一九八九年，它也是最富標誌性的一刻，它代表了一種信仰與體制最後的衰竭和崩潰。
同樣的民族、同樣的傳統，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一方繁榮、自由，一方匱乏、壓抑。只有架起高牆、鐵荊棘、命令瞭望塔上的士兵隨意的射殺，才能減少一方向另一方的逃離。很少國家有過如此撕心裂肺的經歷和如此觸目驚心的對比，被三八線劃開的南北朝鮮，中國的台灣海峽與深圳河，都是知名的例證。
大部分牆體早已拆掉，這家東岸美術館是保留最長的一段了，足有兩公里。遊客們都要經過此處，觀賞那些呼籲世界和平、人類自由的塗鴉，購買一兩塊牆體碎石，像是完成了一次對歷史的憑弔。它像是這城市裏最知名的玩具，可愛又神秘，鮮艷的顏料早已遮住了它曾經的滄桑與悲劇。一位東柏林的心理醫生曾經用「The Wall Sickness」來解釋東德人的普遍的壓抑和高自殺率。這道牆穿過柏林的市中心，像是壓在東德人的心上，是喘息不了的絕望。但現在，殘留的這一段是勝利的象徵，意味著自由的不可阻擋。
我從東岸美術館來到布萊登堡前，一個由畫板組成的多米諾骨牌已搭成。畫板是孩子們的傑作，自由的展現他們對於柏林牆、德國統一、自由、民主、美好生活的理解。孩子式的稚氣與想像力隨處可見，他們把腦海中的一切都圖上了畫板，很多時候你什麼都看不清，只看到亂作一團的顏色。十一月九日夜晚，這個骨牌將被推倒，是二十週年慶祝活動的高峰。是誰來推倒第一塊呢？是戈爾巴喬夫嗎？是他的改革精神和克制能力，推動了共產主義陣營的巨變。
推倒第一塊骨牌的是萊赫·瓦文薩（華里沙）。在BBC的畫面上，我看到了身材矮小的瓦文薩。他的頭髮、鬍子都白了，也更胖了，但仍是一副工人模樣。在一九八零年的團結工會成立前，他的確是波蘭列寧造船廠一名被開除的電焊工。沒有人再比他適合推倒這第一塊骨牌了。波蘭的團結工會，開啟了一個時代——在一個權力對比失衡的環境中，手無寸鐵的普通人如何組織起來，通過非暴力的方式一步一步拓展自由。
骨牌被推倒了，歡呼聲四起，雨中的柏林開始放煙火。一九八九年的東歐多像是一個多米諾效應。六月四日，波蘭第一次全國大選，缺乏政治經驗的團結工會大獲全勝；十月六日，匈牙利共產黨改建為「匈牙利社會黨」，宣布以混合經濟、自治制度、多黨制議會基礎上的民主社會主義為奮鬥目標；十一月七日，布拉格的天鵝絨革命；十一月九日，柏林牆倒塌；十二月二十五日，東歐最頑固的領導人齊奧塞斯庫曝屍街頭……
很多人也曾希望，中國也是這骨牌中的一塊。天安門廣場上的年輕人，也像東歐的工人、學生一樣，充滿了對自由的強烈渴望，他們的結果卻是迥異的。歷史並非一定如此，天安門不一定流血，而東歐的多米諾效應也不一定如此成功。我可以想像波蘭人在一邊等待大選結果，一邊在電視畫面上看到天安門事件時的恐懼。歷史很可能滑向另一端，他們贏得了大選，卻被清洗，這曾經發生過，未來也仍可能發生；十月初，當中國副總理姚依林訪問柏林時，東德領導人昂納克對北京的強硬態度很是傾心。但也正是戈爾巴喬夫，在天安門事件後，明確表示他不希望採取類似的手段，他的態度鼓舞了整個東歐。在東德，「戈爾巴喬夫效應」最為明顯。多年來，昂納克的強硬統治摧毀和壓抑了任何自生的抵抗力量，東德尤其依賴蘇聯，也因此他們的希望全部寄託於蘇聯。這長年的壓抑在十一月九日，迎來了爆發。
二十年過去了，很多變化已經發生。人們以不同的方式來紀念歷史。在二零零九年六月四日的天安門廣場上，到處是便衣警察，他們穿著同樣顏色的短袖衫，四處張望，很多人甚至想不起來這是個特殊的日子了，曾經一代人為理想而丟掉了自己的生命，下午一場黃沙捲過北京城。十一月九日的柏林籠罩在雨中，人們擁擠在街頭，喝酒、聊天、接吻、看著大屏幕，很多人或許不知道歷史的沉重了，這卻不妨礙他們享受著眼前的自由。北京官方又封鎖了一家名為Berlin twitter wall的德國網站，因為太多的中國訪問者在上面表達了對柏林牆的看法。對於北京官方來說，似乎二零零九年的柏林牆與一九七九年的西單民主牆一樣，都是他們厭惡和必須管轄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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