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T.W.
當今談論中國的誠信狀況無疑似是陳腔濫調，很多人對此已感「冇氣」、「嘥口水」。然而筆者在本文內所轉載的文章正是談當今國人對誠信的潛意識。筆者並不是打算一頭栽進去談中國誠信而自打嘴巴，而是想藉此反映中國現今犬儒現象的一面，並由於誠信缺失不能改變所帶來的沮喪而對此作一番「犬儒」戲謔之言。
一些時評家指出當今中國社會早已彌漫著一股犬儒風尚。在轉載文章中，作者指出當今國人的不講誠信已到了「成精」的地步，打從心底裡不視誠信是甚麼一回事。筆者認為這種深透血液內的想法本身就是中國犬儒現象的其一反映。本文的標題正是筆者的一種「犬儒式」戲言 (永不期望中國會迎來誠信的一天)。
關於中國的犬儒主義，讀者可在網絡上看到各種解釋和討論，香港文化評論人梁文道先生的兩篇文章 (註) 對此作了形象的看法，在此筆者亦嘗試給出一些看法。在長期普遍貪污腐敗、官商勾結欺壓百姓、各種嚴重罪案頻仍、假冒偽劣產品泛濫、醫療教育千瘡百孔、低下階層和眾多農民生活艱苦的狀況下，部分民眾尤其青年人漸對社會各種險惡和不公顯得麻木，漸用冷嘲熱諷的消極態度處之，「說甚麼都沒用」是他們的格言，他們打從一開始便不相信所有東西，並演變成自私自利，與他人接觸時總以自我為中心，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盡情享樂。他們對社會不公腐敗鄙視之餘，自己本身對他人亦變得冷漠，例如缺乏同情心本是一種負面現象，但對事物的消極麻木反過來又使他們認為無必要對他人寄予同情心。
在看畢以下兩篇轉載文章後 (藍色字體標示)，讀者將會知道兩文中作者表達的看法，那就是老生常談的中國誠信崩潰。之後，筆者對誠信與良好社會運作的關係作一些補充。最後，正如本文標題所示，筆者會帶大家「犬儒」一番。
以下兩文轉載自《澳門日報》新園地7月19日和20日專欄《網海撈針》
7月19日 “西畢門”事件‧二之一 ------ 西畢生 作者：尤民
最近網上又有個新名詞，叫“西畢生”，即是“美國西太平洋大學畢業生”。這個“西太平洋大學”寂寂無聞，但其校友卻大有來頭。據網民爆料，光其工商管理課程博士班的國內校友就有百多人，而且大都是政府機構的管理人員以至領導，而其中聲名最顯赫的，是有IT界“打工皇帝”之稱的唐駿。這位唐先生曾任微軟中國公司總裁、盛大網絡總裁，現任上市公司新華都集團總裁兼CEO；其著作的《我的成功可以複製》是一版再版的暢銷書，被國內無數年輕打工仔奉為偶像。
可就是這位春風得意的唐總，最近被著名的“打假專家”方舟子揭發其學歷有問題。方舟子先是質疑唐駿聲稱的美國加州理工大學博士學位有水分，因他查該校校友紀錄並無唐駿；唐駿事後稱自己是畢業於“美國西太平洋大學”的，可方舟子追查之下，揭發這家大學根本是“野雞大學”，無博士學位頒授權力之餘，更是靠賣文憑為業。也就是說，唐駿的學位不是讀回來的，是買回來的。由於唐駿這幾年風頭正盛，這件事受到極大關注，連平面媒體也參與進來，越鬧越大，製造出“學歷門”事件。網民新造了個“西畢大”的名詞，諷刺那些假學歷者。據說某網站兩日之內有百多個名人詞條內的學歷說明被修改了。
如果唐駿的學歷造假，他不是第一人，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想當年，香港的“小超人”李澤楷也被揭發其招股書內的學歷說明有誤，涉嫌虛報，逼得他要公開道歉。
直到本文寫作為止，唐駿並沒有出來進一步澄清，只在其個人博客上宣佈不再回應此事。不過，唐總始終得出來有個交代的，因為唐駿當年出任盛大網路公司總裁時，在向美國證監會提交的招股書上，也列明自己是“西畢生”。如果造假是真，那可得負刑事責任。在香港，虛報學歷也是刑事罪行，使用虛假文件或學歷證明，最高可被判監禁十四年。
叫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一件涉及個人誠信，以及上市公司股東利益的事，卻有許多網民站出來挺唐駿。內容如何，明天再談。
(此轉載文完)
7月20日 “西畢門”事件‧二之二 ------ 英雄莫問出處？ 作者：尤民
昨日說到國內“打假專家”方舟子揭發有“打工皇帝”之稱的唐駿學歷造假，引發“學歷門”事件，網上當然為之口水橫飛，而且還有許多是挺唐駿的，說方舟子是借打擊名人炒作自己。
有網民說：“這個方舟子是抓住了公眾的仇富心態，借題發揮嘩眾取寵而已，以前我不知道他是何許人，現在我知道了，所以他比以前更出名了。應該說他成功了。但我想說的是唐駿激勵了像我這樣的許多打工者，也傳遞了許多有見地的觀念，而且這些觀念都是教導人向善的觀念，這就夠了，即使他學歷作假也不代表誠信有問題，我就不信哪個知識分子從小到大考試沒作過弊，沒說過自抬身價的謊言！”更有人出言大罵：“這個方舟子垃圾，人家學歷關你個鳥事。你是博士又怎樣啊，有甚麼成果出來了？舔唐駿屁股都沒資格。”“中國需要唐駿這樣的實幹家，需要為社會創造財富的人才，唐駿就是這樣的人才。相反國人不需要方舟子這樣的人渣，自己不為社會創造財富，還去刁難別人為社會創造財富。”
看到這些回應，筆者是驚訝得目瞪口呆的。甚麼？中國人甚麼時候變得這麼寬容了，連作假也可以因其是名人而為之開脫？怪不得“毒奶粉”事件又不了了之。
許多人說“英雄莫問出處”，比爾‧蓋茨大學都還沒畢業呢，唐駿今天的成功與其學歷沒有關係。這些“唐派”擁護者搞錯了邏輯。是的，蓋茨大學沒讀完，但蓋茨老實地承認了自己的退學，並沒去買一個學位回來為自己頭上添光環，更沒在招股書上說自己是甚麼博士；英雄是莫問出處，但正如方舟子說的，我們不鄙視學歷低的人，我們鄙視學歷假的人。
一個唐駿學歷造假沒甚麼，這麼多人為唐駿開脫才可怕──我們國人的道德水平已到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只要成功，可以造假？怪不得我們的假貨成行成市了。
誠信是一項社會資本；沒有了誠信，社會也無謂合作，經濟活動也無從進行，整個社會便會陷入癱瘓，因此誠信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石。這也是為甚麼在外國虛報學歷是刑事罪行。只問成功，不問誠信，不知是否我們中國特色之一？
(此轉載文完)
轉載文章的作者最後總結指出，誠信是市場經濟得以順利運行的基石，筆者以下先對此作一些補充。
在發達地區，成熟健全的制度對市場能順利運作非常重要，是維持市場有序暢順運行的根本保證，但與此同時，市場運作還得仰賴交易個體間的互相信任。在缺乏互信下，縱使有良好的制度，交易各方的互動必然要花費大力氣，這樣社會的便利性和發展進程必大受制肘。在社會層面上，當出現由於不誠實而引起的紛爭時，勢必動不動就訴諸法律，法院系統將陷癱瘓。至於在微觀層面上，西方社會的商業交易，雙方往往先口頭談好條件，達成共識，書面合約隨後才補上，他們不用在簽約前整天擔憂任何一方隨時反悔。而有時為了使事業更快更好地進行，交易雙方也許在簽約前會預先作一些花費較少的前期準備工作，他們大多不用擔心對方中途對早前達成的共識反悔，而訂出損害另一方利益的合約，繼而使受損一方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這很大程度要依靠雙方互信。如交易各方全沒互信，合約內容勢必倍加繁瑣，而要訂立滴水不漏的合約或許需要支付更多的法律成本，而且他們在簽約前絕不開展任何準備工作，這可能會錯失一些商業良機，到最後交易成本必然大增。總的而言，在有健全制度作終極保證的前提下，發達地區資本主義市場的交易者往往會注重誠信，使日常生活和生產能順利進行。
國內民眾長期身處缺乏誠信的社會環境下，不產生「只問成功，不問誠信」的心態才怪。與其說這些「唐派」網民道德水平已到了令人不寒而慄的地步，倒不如說他們的犬儒心態在作祟，諸如「誠信沒有用」、「誠信不能當飯吃」、「誠信會落得可悲的下場」等。社會普遍的陰暗腐敗導致民眾的犬儒，而犬儒的消極反過來又會成為社會繼續悲涼的推手。「只問成功，不問誠信」與另一種社會思潮「笑貧不笑娼」又是何其的相似。
對於中國的誠信狀況，筆者已不屑於再苦口婆心地作道德懇求，不再探究和思考怎樣才能逐步提高國人誠信。相反，冥頑不靈的誠信缺失使筆者心生「犬儒」的悔氣想法。我們能不能探索和發掘出一條「中國特式」的路，開發出一種「嚴密制度」，使全無互信可言的社會，仍能暢順地運行呢？國人不能脫掉天生的欺詐「基因」，千方百計欺騙他人，卻能保證每個人能掌握正確資訊，個人不會因社會欺騙泛濫而利益受損，在這情況下把中國發展成擁有「發達」的生活環境，每個人都能安心地生活，生命財產得到保障。無良商家為使成本最小化，不惜扭盡六壬，設法使用毒物生產食品和藥品，但「富有特色的制度」卻使消費者最終能相安無事購得安全食品和藥品。在這種毫無誠信的環境下，官員，無良商人與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間必時刻互相懷有強烈敵意，但最終國人卻能過上不受毒物和各種犯罪行為所害的安全生活。要實現以上所述，社會上每個生活和生產細節都要制訂繁瑣無比的程序，而且要對之嚴密執行，一步也絕不能少。這種與傳統西方發達經濟體截然不同的「高成本」獨特運作方式，能否在中國實現呢？
筆者以上的想法，大家可稱之為「犬儒上身」，或可稱之為「偏執狂」。
註：該兩篇文章分別為：《逆向的犬儒》和《犬儒時代的信任》。
Thursday, July 29, 2010
Wednesday, May 12, 2010
住房與兒童成長問題
By T.W.
社會問題往往是一環扣一環的。
高樓價問題近年成為內地和港澳的熱話，是低收入群體和夾心階層的怨氣之一。無樓的低收入家庭要承受愈加沉重的租金壓力，夾心階層則“上樓”無望。本文無意參與置業無望問題的討論，反倒希望藉此帶出一個擾人的問題，那就是我們始終面臨着跨代貧窮的陰霾。
四月廿八日《澳門日報》的“閒聊坊”專欄提到低收入階層因經常被迫遷以致頻繁搬屋，居住環境的頻繁轉變使孩子深感困擾，因迫遷而受害最深的是本來應該擁有快樂童年的下一代。當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不能有一個安穩居所時，那是很令人感到沮喪的。社會需要竭力為孩子提供健康快樂的成長環境，並提供良好的教育。頻繁轉換居住環境，人為地扼殺了小孩本應可享有的良好成長環境，打擊了他們的學習和個人成長。這些小孩的遭遇大有可能在若干年後造成青少年問題。
具體而言，最嚴重的會導致他們學壞，包括聯群結黨欺凌他人、濫藥，甚或從事非法勾當等等；而沒有“正式學壞”的，由於他們學習的基礎、興趣和積極性受到衝擊，導致成績未如理想而頻繁留級，或中途輟學；有的勉強完成中學。縱使這些童年時期持續受困的青少年將來有幸能進入大學，但童年不理想的成長環境使然，會埋下“犬儒”種子，不談抱負和理想這等“抽象”的東西，讀大學只求一紙證書，畢業後能更好地找工作，並如熱鍋螞蟻般渴求快快升職加薪，一切只向錢看 (當然此乃人之常情，但我在這裡特指的是以犬儒和悲情的心態對待工作和生活的青年)，他們的人生價值觀已積重難返。
綜上所述，頻繁搬屋這種扼殺孩子健康成長的負面因素，導致這些孩子將來的學歷水平，或曰“個人發展水平”，相對其他群體而言處於劣勢，和他們的父母輩相比並不能有大幅度的提升，致使他們終歸在低下階層圈內打轉，取得“全人發展”的希望消失。在當今澳門人均生產總值節節上升並追近西方發達國的年代，我們的孩子應該享有有助他們日後適應新世紀挑戰的理想成長環境的“合法性”(Legitimacy)。
相比起兒童成長問題，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住房問題是建基於一些相對更“理想化”的想法 (夾心階層和新一代“上樓”)。其實重點已經不再是爭論政府是否有義務確保新一代較易上樓這等表面化的問題那樣簡單，而是背後有一個更為關鍵但常被人有意無意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兒童應受到關顧 (不是溺愛) 不應該受到扼殺。正如本文所述，兒童快樂健康地成長關乎社會未來的形態和長遠競爭力。折衷地說，縱使政府未能妥善處理好成人世界的民生問題，兒童問題絕對沒有失守的理由。但無奈的是，衝擊着成人世界的問題，大多都不由自主地也衝着兒童而來。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5月10日《澳門日報》新園地
社會問題往往是一環扣一環的。
高樓價問題近年成為內地和港澳的熱話，是低收入群體和夾心階層的怨氣之一。無樓的低收入家庭要承受愈加沉重的租金壓力，夾心階層則“上樓”無望。本文無意參與置業無望問題的討論，反倒希望藉此帶出一個擾人的問題，那就是我們始終面臨着跨代貧窮的陰霾。
四月廿八日《澳門日報》的“閒聊坊”專欄提到低收入階層因經常被迫遷以致頻繁搬屋，居住環境的頻繁轉變使孩子深感困擾，因迫遷而受害最深的是本來應該擁有快樂童年的下一代。當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不能有一個安穩居所時，那是很令人感到沮喪的。社會需要竭力為孩子提供健康快樂的成長環境，並提供良好的教育。頻繁轉換居住環境，人為地扼殺了小孩本應可享有的良好成長環境，打擊了他們的學習和個人成長。這些小孩的遭遇大有可能在若干年後造成青少年問題。
具體而言，最嚴重的會導致他們學壞，包括聯群結黨欺凌他人、濫藥，甚或從事非法勾當等等；而沒有“正式學壞”的，由於他們學習的基礎、興趣和積極性受到衝擊，導致成績未如理想而頻繁留級，或中途輟學；有的勉強完成中學。縱使這些童年時期持續受困的青少年將來有幸能進入大學，但童年不理想的成長環境使然，會埋下“犬儒”種子，不談抱負和理想這等“抽象”的東西，讀大學只求一紙證書，畢業後能更好地找工作，並如熱鍋螞蟻般渴求快快升職加薪，一切只向錢看 (當然此乃人之常情，但我在這裡特指的是以犬儒和悲情的心態對待工作和生活的青年)，他們的人生價值觀已積重難返。
綜上所述，頻繁搬屋這種扼殺孩子健康成長的負面因素，導致這些孩子將來的學歷水平，或曰“個人發展水平”，相對其他群體而言處於劣勢，和他們的父母輩相比並不能有大幅度的提升，致使他們終歸在低下階層圈內打轉，取得“全人發展”的希望消失。在當今澳門人均生產總值節節上升並追近西方發達國的年代，我們的孩子應該享有有助他們日後適應新世紀挑戰的理想成長環境的“合法性”(Legitimacy)。
相比起兒童成長問題，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住房問題是建基於一些相對更“理想化”的想法 (夾心階層和新一代“上樓”)。其實重點已經不再是爭論政府是否有義務確保新一代較易上樓這等表面化的問題那樣簡單，而是背後有一個更為關鍵但常被人有意無意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兒童應受到關顧 (不是溺愛) 不應該受到扼殺。正如本文所述，兒童快樂健康地成長關乎社會未來的形態和長遠競爭力。折衷地說，縱使政府未能妥善處理好成人世界的民生問題，兒童問題絕對沒有失守的理由。但無奈的是，衝擊着成人世界的問題，大多都不由自主地也衝着兒童而來。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5月10日《澳門日報》新園地
Sunday, May 9, 2010
母親真偉大!
By P.A.
又是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一年一度的母親節（Mother's day）又到了。每逢母親節，眾多子女都會為媽媽送上一份禮物又或者一束康乃馨（carnation）。到底是誰讓我們的母親在一年中能夠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節日呢？
關於母親節的源起我們應該要感謝一位女士Anna Jarvis，因為她是母親節得以成為國定節日的大力推手。Jarvis的母親是美國內戰時期的活躍分子，她本來擁有12個孩子，但卻在美國內戰期間失去了8個。Jarvis的母親在1905年5月10日離世。Jarvis在失去了最愛的母親之後決心要用她一生的時間來歌頌母親的偉大。在1910年她終於成功地說服了西維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政府把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定為該州的法定母親節。由於其後各州紛紛跟隨，故此當時的美國總統Woodrow Wilson最終在1914年把母親節定為國定節日。而康乃馨之所以成為母親節最受歡迎的鮮花之一是因為白色的康乃馨是Jarvis母親最喜愛的花。
對於母親節的由來，歷史學家還認為我們應該多謝古希臘人（ancient Greeks）。因為歷史學家認為最早的母親節慶祝活動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人對諸神之母Rhea的慶典。
但講到母親的偉大程度，筆者相信中國的媽媽一定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在她們十月懷胎，眠乾睡濕把孩子養大後，她們的孩子很可能會給愛滋病，毒奶粉，毒疫苗，礦難，大地震，校園凶殺案，拐帶，販賣人口等所害，甚至係含冤受屈而死。但她們卻只有無奈地接受著國家對她們所謂的補償（有時甚至係無補償），默默地承受與忍耐著失去孩子的悲痛，一次又一次的親眼看著悲劇的發生。
最後，祝各位偉大的母親「母親節快樂！」
雙點擊可放大影片。
參考資料：
簡世華(2005)，"節慶英語原來如此"：寂天文化。
"Mother's Day History." 123Holiday.net
又是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一年一度的母親節（Mother's day）又到了。每逢母親節，眾多子女都會為媽媽送上一份禮物又或者一束康乃馨（carnation）。到底是誰讓我們的母親在一年中能夠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節日呢？
關於母親節的源起我們應該要感謝一位女士Anna Jarvis，因為她是母親節得以成為國定節日的大力推手。Jarvis的母親是美國內戰時期的活躍分子，她本來擁有12個孩子，但卻在美國內戰期間失去了8個。Jarvis的母親在1905年5月10日離世。Jarvis在失去了最愛的母親之後決心要用她一生的時間來歌頌母親的偉大。在1910年她終於成功地說服了西維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政府把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定為該州的法定母親節。由於其後各州紛紛跟隨，故此當時的美國總統Woodrow Wilson最終在1914年把母親節定為國定節日。而康乃馨之所以成為母親節最受歡迎的鮮花之一是因為白色的康乃馨是Jarvis母親最喜愛的花。
對於母親節的由來，歷史學家還認為我們應該多謝古希臘人（ancient Greeks）。因為歷史學家認為最早的母親節慶祝活動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人對諸神之母Rhea的慶典。
但講到母親的偉大程度，筆者相信中國的媽媽一定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在她們十月懷胎，眠乾睡濕把孩子養大後，她們的孩子很可能會給愛滋病，毒奶粉，毒疫苗，礦難，大地震，校園凶殺案，拐帶，販賣人口等所害，甚至係含冤受屈而死。但她們卻只有無奈地接受著國家對她們所謂的補償（有時甚至係無補償），默默地承受與忍耐著失去孩子的悲痛，一次又一次的親眼看著悲劇的發生。
最後，祝各位偉大的母親「母親節快樂！」
雙點擊可放大影片。
參考資料：
簡世華(2005)，"節慶英語原來如此"：寂天文化。
"Mother's Day History." 123Holiday.net
Monday, May 3, 2010
人均GDP：衡量生活質素的指標？
By T.W.
GDP (國內生產總值) 是量度在一個地區生產的所有最終商品和服務的價值。現今人們普遍使用人均GDP來大致衡量一個經濟體內的民眾，人均能享用物質的多少，以反映生活質素。然而，人均GDP怎麼切實地反映民眾的生活質素？
[在現今一般情況下，人均GDP通常都約定俗成地成為人們對一個經濟體生活質素評價的第一直觀指標，這是因為GDP本身代表了民眾能享用的產品和服務的多少，而社會普遍正正就是以每人能享用物質的多少來反映民眾生活質素。舉例說，從全球的觀點看，現今人們的平均生活質素遠高於100年前，這就是因為能享用物質的數量和質量遠比100年前多和高，人類能享用的物質水平早已遠超能維持溫飽的水平 (當然我們要知道全世界還有相當比例的人活在水深火熱中)，而這就是經濟不斷增長的具體呈現。
在此撇除收入不均的問題，我們要問，人均能享用的商品越多是否必定意味著擁有越高品質的生活？從當今常識來看，物質水平斷不是衡量生活質素的唯一指標。美國當今的實質人均GDP接近50年前的3倍 (註1)，我們只能大致地說美國人均能享用的物質水平是當時的3倍，但我們能切實地說她們的生活品質是當時的3倍嗎？]
雖然人均GDP確可粗略反映人均能享用物質的多少，卻不能全面反映生活質素。眾多因素如健康水平、教育程度、生活安全程度、收入分配、環境品質、人際關係等都影響生活質素。極其量只能認為在一般情況下，健康水平和教育程度等指標，與人均GDP有某程度的正比關係，但關係不是絕對性。
[筆者現舉一些例子說明GDP對於反映生活質素的缺陷。例如2008年9月颱風“黑格比”襲澳導致的內港嚴重水浸，使很多性能良好甚或新近購買的汽車報廢，對車主來說實際上是一種損失，但GDP並不會減去車主蒙受損失的部分。又或者在某些情況下，GDP會低估了由產品質量提高帶來的生活質素提升，比如我們現今能以相近的價格購買功能遠比5年前優越的手機。]
不同指數側重點有異
正因GDP在某情況下不能良好地衡量生活質素，所以各組織建立不同的生活質素指數，以較綜合地衡量全球各地生活質素。見報率較高的指數，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建立的人類發展指數 (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它把三大指標即生活水平 (以購買力平價 (PPP) 美元計的人均GDP)、健康 (出生時預期壽命) 和教育 (成人識字率和小、中、大學綜合入學率) 化成指數形式，把三者簡單平均得出，指數值介乎最低的0至最高的1之間。
HDI比單純使用人均GDP能較綜合地衡量生活質素。當然，HDI只計算三大“較核心”指標，沒有包括社會其他範疇的指標，如治安、政治參與程度等。HDI的健康和教育指標，只簡單化地以壽命、識字率和入學率作為代表，沒有考慮其他眾多健康和教育指標。該三大指標各自取三分一的權重分配，便可反映生活質素實況嗎？
[此外一些組織亦編製她們的生活質素指數。早前出爐的有International Living Magazine (ILM) 構建的“Quality of Life Index 2010”，此外還有數年前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發佈的“Quality-of-Life Index 2005”。與HDI相比，兩者包含更多社會上的其他範疇，諸如環境、政治自由度、治安、家庭與社區生活等，並各自使用不同的計算方法作出評分。]與EIU相比，ILM內每個社會範疇相對地包含更多指標，如在健康範疇中，EIU只用出生時預期壽命評分；ILM除預期壽命，還包括人均醫生和醫院床位數、嬰兒夭折率、公共醫療開支佔GDP比重等指標。
[以上所提的指數都是把社會上不同領域的指標綜合而成的合成指數。其實我們可以透過自行查找一些各地區個別的民生數據，諸如醫護人員和教師與人口的比例、人均綠化面積、人均居住面積等，使我們可根據自己的偏好，從某一準則對各地的生活質素作出評價。大多數各地區的統計機構都收錄了這類數據。簡單一點，我們可以參閱收錄HDI的人類發展報告 (HDR，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內裡會列出各地HDI三大部分各自的數據，藉此可從某單一範疇對各地作出比較。]
但現時人均GDP仍被廣泛用作評價民眾生活優渥的程度，原因之一是人均GDP是各地區定期公佈的官方數據，意味是最容易直接地取得的數據。另外，社會上沒有一個指標能成為“普世共識”而有能力和細膩地反映民眾生活質素。[而對於各地政府的民望而言，GDP數據的好壞攸關重要，因經濟狀況的好壞往往與民眾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業問題，密切相關。因此在可見的將來，人均GDP作為評價生活質素的第一直觀指標的想法仍會縈繞在人們腦中。]
[總的來說，在比較各地的生活質素時，我們應多參閱各類指標，以作出更綜合的評價。]
HDI易攀世界高排名
最後，當然要比較澳門在不同生活質素指數的世界排名，以下列出三種指標的比較：
1、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09”和澳門統計局的數據，Ｏ八年澳門人均GDP為39,036美元，在182個經濟體中排名21位，比美英法德平均低14%，高於日本、香港、新加坡；在亞洲僅次於卡塔爾、阿聯酋和科威特這3個產油國。
2、聯合國的HDI排名，並不包括澳門和台灣。統計局和台灣行政院主計處自行依照公式計算並公佈各自的HDI得分。由於數據所限，所以筆者現以Ｏ五年的數據作比較 (Ｏ五年澳門人均GDP為24,169美元，排第28位)。在179個經濟體中，澳門、香港和台灣的HDI分別為0.934 (第23名)、0.937 (第21名) 和0.932 (第24名)，三者同樣屬於極高人類發展地區 (註2)。HDI由壽命、識字率、入學率和人均GDP組成的特性，令澳門的HDI能輕易得到高世界排名。
以Ｏ一年為例，澳門的HDI已達0.906，排名22 (註2)，高於台灣和香港；其中出生時預期壽命為81歲，僅次於日本排名全球第2；成人識字率為91.3%，排名85 (台灣95.8%排名60，香港93.5%排名69) (註3)，壽命和HDI排名當年已處世界前列。九三年澳門的HDI已能排名26 (0.897) (註2)。
ILM環境範疇得0分
3、至於International Living Magazine (ILM) 公佈的“Quality of Life Index 2010”，在環境範疇 (佔總分10%，以人口密度和人均排放溫室氣體等指標評比) 中ILM給澳門0分；基建和文化休閒範疇分數亦很低，令澳門總分只有52分 (各範疇得分和總分以100分為滿分)，在194個地區中排第127名，低於很多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中國甚至一些非洲最貧窮的國家。其中，文化休閒範疇主要由識字率、中小學入學率和人均報章發行量等數據評核，但澳門同樣比一些非洲貧窮國家還要低。新加坡同樣由於在環境範疇只得頗低分數而被拖低總分 (排70名)。因此，ILM的生活質素指數在各範疇評分和總分計算方法方面存在爭議。
4、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Quality-of-Life Index 2005”只對111個國家和地區評比，但沒有計算澳門分數。與ILM不同的是，在此指數內各地區排名的特徵大致呈現“普遍的排名概念”，即所有西方發達國家和大部分高收入地區均排在前列位置。
[註釋：
註1：2010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Table B-31.
註2：澳門數據出自DSEC之時間序列資料庫內選人文發展指數；香港數據出自HDR 2007/2008內的TABLE 1；台灣數據出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之統計專題分析
註3：澳門的出生時預期壽命出自統計年鑑2008表2.1.1.，成人識字率出自2001人口普查總體結果之表22；香港成人識字率出自HDR 2003內的TABLE 1，台灣成人識字率出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之統計專題分析
參考資料：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2003, 1996, UNDP]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5月2日《澳門日報》經濟版。[紅色括號]的段落為新聞稿沒有刊登的部分。為保持文章完整性，筆者決定刊出原文。
GDP (國內生產總值) 是量度在一個地區生產的所有最終商品和服務的價值。現今人們普遍使用人均GDP來大致衡量一個經濟體內的民眾，人均能享用物質的多少，以反映生活質素。然而，人均GDP怎麼切實地反映民眾的生活質素？
[在現今一般情況下，人均GDP通常都約定俗成地成為人們對一個經濟體生活質素評價的第一直觀指標，這是因為GDP本身代表了民眾能享用的產品和服務的多少，而社會普遍正正就是以每人能享用物質的多少來反映民眾生活質素。舉例說，從全球的觀點看，現今人們的平均生活質素遠高於100年前，這就是因為能享用物質的數量和質量遠比100年前多和高，人類能享用的物質水平早已遠超能維持溫飽的水平 (當然我們要知道全世界還有相當比例的人活在水深火熱中)，而這就是經濟不斷增長的具體呈現。
在此撇除收入不均的問題，我們要問，人均能享用的商品越多是否必定意味著擁有越高品質的生活？從當今常識來看，物質水平斷不是衡量生活質素的唯一指標。美國當今的實質人均GDP接近50年前的3倍 (註1)，我們只能大致地說美國人均能享用的物質水平是當時的3倍，但我們能切實地說她們的生活品質是當時的3倍嗎？]
雖然人均GDP確可粗略反映人均能享用物質的多少，卻不能全面反映生活質素。眾多因素如健康水平、教育程度、生活安全程度、收入分配、環境品質、人際關係等都影響生活質素。極其量只能認為在一般情況下，健康水平和教育程度等指標，與人均GDP有某程度的正比關係，但關係不是絕對性。
[筆者現舉一些例子說明GDP對於反映生活質素的缺陷。例如2008年9月颱風“黑格比”襲澳導致的內港嚴重水浸，使很多性能良好甚或新近購買的汽車報廢，對車主來說實際上是一種損失，但GDP並不會減去車主蒙受損失的部分。又或者在某些情況下，GDP會低估了由產品質量提高帶來的生活質素提升，比如我們現今能以相近的價格購買功能遠比5年前優越的手機。]
不同指數側重點有異
正因GDP在某情況下不能良好地衡量生活質素，所以各組織建立不同的生活質素指數，以較綜合地衡量全球各地生活質素。見報率較高的指數，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建立的人類發展指數 (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它把三大指標即生活水平 (以購買力平價 (PPP) 美元計的人均GDP)、健康 (出生時預期壽命) 和教育 (成人識字率和小、中、大學綜合入學率) 化成指數形式，把三者簡單平均得出，指數值介乎最低的0至最高的1之間。
HDI比單純使用人均GDP能較綜合地衡量生活質素。當然，HDI只計算三大“較核心”指標，沒有包括社會其他範疇的指標，如治安、政治參與程度等。HDI的健康和教育指標，只簡單化地以壽命、識字率和入學率作為代表，沒有考慮其他眾多健康和教育指標。該三大指標各自取三分一的權重分配，便可反映生活質素實況嗎？
[此外一些組織亦編製她們的生活質素指數。早前出爐的有International Living Magazine (ILM) 構建的“Quality of Life Index 2010”，此外還有數年前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發佈的“Quality-of-Life Index 2005”。與HDI相比，兩者包含更多社會上的其他範疇，諸如環境、政治自由度、治安、家庭與社區生活等，並各自使用不同的計算方法作出評分。]與EIU相比，ILM內每個社會範疇相對地包含更多指標，如在健康範疇中，EIU只用出生時預期壽命評分；ILM除預期壽命，還包括人均醫生和醫院床位數、嬰兒夭折率、公共醫療開支佔GDP比重等指標。
[以上所提的指數都是把社會上不同領域的指標綜合而成的合成指數。其實我們可以透過自行查找一些各地區個別的民生數據，諸如醫護人員和教師與人口的比例、人均綠化面積、人均居住面積等，使我們可根據自己的偏好，從某一準則對各地的生活質素作出評價。大多數各地區的統計機構都收錄了這類數據。簡單一點，我們可以參閱收錄HDI的人類發展報告 (HDR，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內裡會列出各地HDI三大部分各自的數據，藉此可從某單一範疇對各地作出比較。]
但現時人均GDP仍被廣泛用作評價民眾生活優渥的程度，原因之一是人均GDP是各地區定期公佈的官方數據，意味是最容易直接地取得的數據。另外，社會上沒有一個指標能成為“普世共識”而有能力和細膩地反映民眾生活質素。[而對於各地政府的民望而言，GDP數據的好壞攸關重要，因經濟狀況的好壞往往與民眾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業問題，密切相關。因此在可見的將來，人均GDP作為評價生活質素的第一直觀指標的想法仍會縈繞在人們腦中。]
[總的來說，在比較各地的生活質素時，我們應多參閱各類指標，以作出更綜合的評價。]
HDI易攀世界高排名
最後，當然要比較澳門在不同生活質素指數的世界排名，以下列出三種指標的比較：
1、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09”和澳門統計局的數據，Ｏ八年澳門人均GDP為39,036美元，在182個經濟體中排名21位，比美英法德平均低14%，高於日本、香港、新加坡；在亞洲僅次於卡塔爾、阿聯酋和科威特這3個產油國。
2、聯合國的HDI排名，並不包括澳門和台灣。統計局和台灣行政院主計處自行依照公式計算並公佈各自的HDI得分。由於數據所限，所以筆者現以Ｏ五年的數據作比較 (Ｏ五年澳門人均GDP為24,169美元，排第28位)。在179個經濟體中，澳門、香港和台灣的HDI分別為0.934 (第23名)、0.937 (第21名) 和0.932 (第24名)，三者同樣屬於極高人類發展地區 (註2)。HDI由壽命、識字率、入學率和人均GDP組成的特性，令澳門的HDI能輕易得到高世界排名。
以Ｏ一年為例，澳門的HDI已達0.906，排名22 (註2)，高於台灣和香港；其中出生時預期壽命為81歲，僅次於日本排名全球第2；成人識字率為91.3%，排名85 (台灣95.8%排名60，香港93.5%排名69) (註3)，壽命和HDI排名當年已處世界前列。九三年澳門的HDI已能排名26 (0.897) (註2)。
ILM環境範疇得0分
3、至於International Living Magazine (ILM) 公佈的“Quality of Life Index 2010”，在環境範疇 (佔總分10%，以人口密度和人均排放溫室氣體等指標評比) 中ILM給澳門0分；基建和文化休閒範疇分數亦很低，令澳門總分只有52分 (各範疇得分和總分以100分為滿分)，在194個地區中排第127名，低於很多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中國甚至一些非洲最貧窮的國家。其中，文化休閒範疇主要由識字率、中小學入學率和人均報章發行量等數據評核，但澳門同樣比一些非洲貧窮國家還要低。新加坡同樣由於在環境範疇只得頗低分數而被拖低總分 (排70名)。因此，ILM的生活質素指數在各範疇評分和總分計算方法方面存在爭議。
4、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Quality-of-Life Index 2005”只對111個國家和地區評比，但沒有計算澳門分數。與ILM不同的是，在此指數內各地區排名的特徵大致呈現“普遍的排名概念”，即所有西方發達國家和大部分高收入地區均排在前列位置。
[註釋：
註1：2010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Table B-31.
註2：澳門數據出自DSEC之時間序列資料庫內選人文發展指數；香港數據出自HDR 2007/2008內的TABLE 1；台灣數據出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之統計專題分析
註3：澳門的出生時預期壽命出自統計年鑑2008表2.1.1.，成人識字率出自2001人口普查總體結果之表22；香港成人識字率出自HDR 2003內的TABLE 1，台灣成人識字率出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之統計專題分析
參考資料：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2003, 1996, UNDP]
本文由筆者所作，原載於2010年5月2日《澳門日報》經濟版。[紅色括號]的段落為新聞稿沒有刊登的部分。為保持文章完整性，筆者決定刊出原文。
Sunday, May 2, 2010
從上市公司實力看地方感召力
By T.W.
大家有否發覺在港交所上市的香港企業，最具實力的大多都是銀行和地產商。我們再看看其他地方，例如日本，在證券市場內最具實力的企業是諸如松下、三菱、豐田、新力和其它一眾全球知名的製造商。兩地證券市場上最具實力的企業之業務性質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在港交所上市的香港製造商的企業規模和知名度遠不及銀行和地產商，相信很多人都不能很快地說出三五七個在港交所上市的製造商。
即是說在香港，規模最大、盈力能力最高的企業之一是地產商和銀行而非大型製造商。製造產業是一種能把科學研究轉化成製造工藝和技術的產業，是貢獻現代物質文明的最大來源之一，是現代文明之母。有一個顯淺而大家有意無意間忽略的事實：中國大陸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科學技術和工業製造技術和工藝，與西方發達工業國仍有相當大的距離。中國製造的最優質的家庭日用品和其它眾多輕工業製品其品質與在發達國家製造的相差無幾。但眾所周知，技術含量高的重工製品和高科技產品，其技術和質量與發達國相比仍存在相當大的距離，而這本身就是發達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其一主要分別。但大家看看，中國的樓宇、橋樑和公路等大型基建，如依足標準建造，其設計、質量、和豪華程度和發達國的是基本沒有分別的。由是觀之，一個地方建樓數量與質量的能力與科技發展程度沒有太大關係 (雖然樓宇建造涉及的技術可以很複雜，如古代便無能力建造高樓)，建樓不是反映一個地方技術發展程度的產業。說兩者完全沒關係嗎，又不是，唯一有關的其中一種東西是樓宇內部的機電設備。
把自己國家發展成發達國家，一直是眾多發展中國家政府和人民夢寐以求的心願。換言之，這種追求在發展中國家的世界內具有廣泛性，是她們的「普世價值」。能帶領國家較快地邁向高收入經濟體的政府大多能得到各方輿論的讚賞。因此我們便習慣性地單純以國民收入數據閒話家常地評論這個是「好的國家」或「不好的國家」。
我們都集體性地遺忘了一個想法，就是想一想甚麼是一個地方內不同的人希望自己的地方能達到怎麼樣的目標。其中一種目標是一種心靈上的，就是自己居住的地方對其他地方或世界的「感召力」。香港和日本同是高收入經濟體，或常被稱作的發達經濟體，但兩者的本質分別在於感召力的多少 (注意：感召力不是全然指國際影響力，而是指有一些值得自豪或值得他人心悅誠服的特長，大國與小國的影響力不能相提並論吧)。美國的感召力是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科學研究領先全球、自由民主、法治精神等等。而後兩者亦是多數西方發達國的感召力。而日本方面，她為人熟知且是證券市場龍頭的企業大多是一眾巨人製造商，地產商只是少數，這正正就是她的感召力。這些巨擘大多為人類的物質進步貢獻了至少兩三代人的時間。這些企業是在彰顯科學、工藝技術；而地產商對之卻不能彰顯，她們的貢獻頂多是在一個地方建造美輪美奐的樓房，但這並不是那麼難能可貴的事，因她們不需要研發新產品，不需面對產品的市場競爭。比較一下恆生指數的43隻成分股與日經平均指數包含的225間公司，後者的組成相對前者而言是很令人「感動」的。
我不是說香港完全沒有感召力，相反是有的。但香港的感召力都是西方發達國基本具有的，如法治、廉潔、自由等等。然而香港作為高收入經濟體，但原來她沒有一般發達經濟體的第一直觀印象──發達工業技術的創造，反而沒有技術內涵的產業的企業是香港規模最大的企業之一。其實香港有一眾我們耳熟能詳的製造廠商，只是規模比那些「重磅股」的企業小得多，而不像日本那樣製造商對經濟活動舉足輕重，這樣香港的感召力已被此大大弱化。
沒有實在的感召力，香港需要靠持續不斷的較高經濟增長以把社會矛盾引起的怨氣壓下來。香港一般公認的社會矛盾主要是沒有下降勢頭的貧富懸殊，對政制發展前景的憂慮等。在此，我認為除了老生常談的做好民生工程外，真正反映發展程度的產業特性是一種非表面化，不易被察覺的，能增加民眾歸屬感的隱性元素，簡而言之，就是帶來自豪感。香港的產業結構，是除民生矛盾外的另一個降低民眾歸屬感的因素，即是說，輿論密集式地呼求民生問題時，較少注意「感召力」發揮的作用。
大家有否發覺在港交所上市的香港企業，最具實力的大多都是銀行和地產商。我們再看看其他地方，例如日本，在證券市場內最具實力的企業是諸如松下、三菱、豐田、新力和其它一眾全球知名的製造商。兩地證券市場上最具實力的企業之業務性質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在港交所上市的香港製造商的企業規模和知名度遠不及銀行和地產商，相信很多人都不能很快地說出三五七個在港交所上市的製造商。
即是說在香港，規模最大、盈力能力最高的企業之一是地產商和銀行而非大型製造商。製造產業是一種能把科學研究轉化成製造工藝和技術的產業，是貢獻現代物質文明的最大來源之一，是現代文明之母。有一個顯淺而大家有意無意間忽略的事實：中國大陸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科學技術和工業製造技術和工藝，與西方發達工業國仍有相當大的距離。中國製造的最優質的家庭日用品和其它眾多輕工業製品其品質與在發達國家製造的相差無幾。但眾所周知，技術含量高的重工製品和高科技產品，其技術和質量與發達國相比仍存在相當大的距離，而這本身就是發達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其一主要分別。但大家看看，中國的樓宇、橋樑和公路等大型基建，如依足標準建造，其設計、質量、和豪華程度和發達國的是基本沒有分別的。由是觀之，一個地方建樓數量與質量的能力與科技發展程度沒有太大關係 (雖然樓宇建造涉及的技術可以很複雜，如古代便無能力建造高樓)，建樓不是反映一個地方技術發展程度的產業。說兩者完全沒關係嗎，又不是，唯一有關的其中一種東西是樓宇內部的機電設備。
把自己國家發展成發達國家，一直是眾多發展中國家政府和人民夢寐以求的心願。換言之，這種追求在發展中國家的世界內具有廣泛性，是她們的「普世價值」。能帶領國家較快地邁向高收入經濟體的政府大多能得到各方輿論的讚賞。因此我們便習慣性地單純以國民收入數據閒話家常地評論這個是「好的國家」或「不好的國家」。
我們都集體性地遺忘了一個想法，就是想一想甚麼是一個地方內不同的人希望自己的地方能達到怎麼樣的目標。其中一種目標是一種心靈上的，就是自己居住的地方對其他地方或世界的「感召力」。香港和日本同是高收入經濟體，或常被稱作的發達經濟體，但兩者的本質分別在於感召力的多少 (注意：感召力不是全然指國際影響力，而是指有一些值得自豪或值得他人心悅誠服的特長，大國與小國的影響力不能相提並論吧)。美國的感召力是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科學研究領先全球、自由民主、法治精神等等。而後兩者亦是多數西方發達國的感召力。而日本方面，她為人熟知且是證券市場龍頭的企業大多是一眾巨人製造商，地產商只是少數，這正正就是她的感召力。這些巨擘大多為人類的物質進步貢獻了至少兩三代人的時間。這些企業是在彰顯科學、工藝技術；而地產商對之卻不能彰顯，她們的貢獻頂多是在一個地方建造美輪美奐的樓房，但這並不是那麼難能可貴的事，因她們不需要研發新產品，不需面對產品的市場競爭。比較一下恆生指數的43隻成分股與日經平均指數包含的225間公司，後者的組成相對前者而言是很令人「感動」的。
我不是說香港完全沒有感召力，相反是有的。但香港的感召力都是西方發達國基本具有的，如法治、廉潔、自由等等。然而香港作為高收入經濟體，但原來她沒有一般發達經濟體的第一直觀印象──發達工業技術的創造，反而沒有技術內涵的產業的企業是香港規模最大的企業之一。其實香港有一眾我們耳熟能詳的製造廠商，只是規模比那些「重磅股」的企業小得多，而不像日本那樣製造商對經濟活動舉足輕重，這樣香港的感召力已被此大大弱化。
沒有實在的感召力，香港需要靠持續不斷的較高經濟增長以把社會矛盾引起的怨氣壓下來。香港一般公認的社會矛盾主要是沒有下降勢頭的貧富懸殊，對政制發展前景的憂慮等。在此，我認為除了老生常談的做好民生工程外，真正反映發展程度的產業特性是一種非表面化，不易被察覺的，能增加民眾歸屬感的隱性元素，簡而言之，就是帶來自豪感。香港的產業結構，是除民生矛盾外的另一個降低民眾歸屬感的因素，即是說，輿論密集式地呼求民生問題時，較少注意「感召力」發揮的作用。
Thursday, April 15, 2010
如何制定有效政策?
By P.A.
以下的影片是從友人John的facebook處所得知的連結。經濟學強調理性的人類會對不同的誘因結構作出不同的反應。以下的這個演講，題為 "Sex, drugs and HIV -- let's get rational"，對「誘因」（incentive）與「理性」（rationality）應如何應用於政策制定上解釋得淋漓盡致。我們（政府）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應該多點科學的理性討論與思考，不要總是拿著所謂的「道德情操」與「這麼做才會得到選民支持」來制定政策。因為後者所產生的政策除了會浪費資源（得不到效果），更嚴重的是政策最後可能會傷害到我們本來想幫助的人。這就是所謂的「低能政策」。
從為何吸毒者既然知道共用針筒會有很高的機會感染HIV，卻依然願意與他人共用針筒，到為何良家婦女最後會選擇出賣身體，都顯示出人類對所有政策（或社會狀況）均會作出理性的反應。這些故事裡頭其實都傳遞著一個最根本而又最重要的訊息；就是我們這些「選民」都應該用我們理性的一票去選出一個聰明的政府，一個真正可以幫到我們解決問題的政府，而並不是拿著我們的「高尚道德」去投票，最後選出一個「低能政府」，繼而得到 "when you get to politics, nothing make sense" 的結局。
看畢這個演講後，令筆者稱奇的是講者Elizabeth Pisani是「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的學者。原來公衛的分析方法與經濟學如此相近。只好怪筆者孤陋寡聞，這真是讓我大開眼界。Elizabeth以風趣幽默的語句與生動有趣的故事來解釋人類在不同政策下的反應，實在讓我看得趣味盎然！
Elizabeth Pisani: Sex, drugs and HIV -- let's get rational
以下的影片是從友人John的facebook處所得知的連結。經濟學強調理性的人類會對不同的誘因結構作出不同的反應。以下的這個演講，題為 "Sex, drugs and HIV -- let's get rational"，對「誘因」（incentive）與「理性」（rationality）應如何應用於政策制定上解釋得淋漓盡致。我們（政府）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應該多點科學的理性討論與思考，不要總是拿著所謂的「道德情操」與「這麼做才會得到選民支持」來制定政策。因為後者所產生的政策除了會浪費資源（得不到效果），更嚴重的是政策最後可能會傷害到我們本來想幫助的人。這就是所謂的「低能政策」。
從為何吸毒者既然知道共用針筒會有很高的機會感染HIV，卻依然願意與他人共用針筒，到為何良家婦女最後會選擇出賣身體，都顯示出人類對所有政策（或社會狀況）均會作出理性的反應。這些故事裡頭其實都傳遞著一個最根本而又最重要的訊息；就是我們這些「選民」都應該用我們理性的一票去選出一個聰明的政府，一個真正可以幫到我們解決問題的政府，而並不是拿著我們的「高尚道德」去投票，最後選出一個「低能政府」，繼而得到 "when you get to politics, nothing make sense" 的結局。
看畢這個演講後，令筆者稱奇的是講者Elizabeth Pisani是「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的學者。原來公衛的分析方法與經濟學如此相近。只好怪筆者孤陋寡聞，這真是讓我大開眼界。Elizabeth以風趣幽默的語句與生動有趣的故事來解釋人類在不同政策下的反應，實在讓我看得趣味盎然！
Elizabeth Pisani: Sex, drugs and HIV -- let's get rational
Friday, April 9, 2010
陷入「空口說白話」的陷阱
By T.W.
山西王家嶺煤礦事故，110多位礦工在被困八天後安然獲救，國家安監總局局長稱之為中國救援史上的奇蹟。誠然，對於這句說話，我們當然不能否認。筆者在電視新聞上聽到這句說話的一刻，一個簡單不過的問題立刻湧現在腦海裡：「不是再沒有無止境的礦難上演才算是奇蹟嗎？安監總局本身的職責不是要管好安全生產嗎？」。「奇蹟」這個詞本身是帶有「欣喜性」的。當一次異於往常的奇蹟 (被困八天的礦工仍能從礦難中獲救) 出現時，局長便由衷地將難得的成功宣示出來，一種中國官場的傳統慣性－一貫宣示成就的慣性－就很「純真地」展現了出來。
如果沒有重大煤礦意外的發生，卯足全力的救援工作不就是可以省下來嗎？
另外，大家都會發覺每次有重大礦難發生後，相關的大小領導等都宣稱會汲取事件教訓，會大力整頓煤礦云云。而眾所周知，礦難還是不停地上演。中國在2009年依然有2,631人死於礦難，而之前每年都有超過3,000個煤礦工人死亡 (註1)。美國在2009年就有18個工人因礦難而死亡 (註2)。在2009年，每採一百萬噸煤就有0.849個中國工人死亡，而美國卻只有0.02個 (註3)，中國足足是美國的40多倍。可想而知，這些所謂的「汲取教訓，大力整頓」，無疑是一種「空口說白話」。
如此，我們又回到管治的一個基本面：「空喊口號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有效的制度才是關鍵」。經驗告訴我們，空喊口號的社會發揮不了它的功能，口號所帶來的各種努力最終會歸於徒然。我們的澳門本身正正就是一個「口號社會」，對於澳門各方面的發展問題，政府以至社會各界都習慣於以一貫的「口號運作」模式回應「民間訴求」，甚麼建立陽光政府，甚麼走向產業多元云云。空喊口號便能從根本上杜絕官場上利益輸送的機會嗎？空喊口號不謀長遠的政策規劃便能實現產業多元嗎？不用多說，制度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良方！
註1："China reports fewer coal mine deaths in 2009," Reuters, February 14, 2010.
註2："Mining fatalities fall to all-time low in 2009," U.S. Department of Labor, Mine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註3："U.S. coal mining deaths: 1990-2009."
山西王家嶺煤礦事故，110多位礦工在被困八天後安然獲救，國家安監總局局長稱之為中國救援史上的奇蹟。誠然，對於這句說話，我們當然不能否認。筆者在電視新聞上聽到這句說話的一刻，一個簡單不過的問題立刻湧現在腦海裡：「不是再沒有無止境的礦難上演才算是奇蹟嗎？安監總局本身的職責不是要管好安全生產嗎？」。「奇蹟」這個詞本身是帶有「欣喜性」的。當一次異於往常的奇蹟 (被困八天的礦工仍能從礦難中獲救) 出現時，局長便由衷地將難得的成功宣示出來，一種中國官場的傳統慣性－一貫宣示成就的慣性－就很「純真地」展現了出來。
如果沒有重大煤礦意外的發生，卯足全力的救援工作不就是可以省下來嗎？
另外，大家都會發覺每次有重大礦難發生後，相關的大小領導等都宣稱會汲取事件教訓，會大力整頓煤礦云云。而眾所周知，礦難還是不停地上演。中國在2009年依然有2,631人死於礦難，而之前每年都有超過3,000個煤礦工人死亡 (註1)。美國在2009年就有18個工人因礦難而死亡 (註2)。在2009年，每採一百萬噸煤就有0.849個中國工人死亡，而美國卻只有0.02個 (註3)，中國足足是美國的40多倍。可想而知，這些所謂的「汲取教訓，大力整頓」，無疑是一種「空口說白話」。
如此，我們又回到管治的一個基本面：「空喊口號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有效的制度才是關鍵」。經驗告訴我們，空喊口號的社會發揮不了它的功能，口號所帶來的各種努力最終會歸於徒然。我們的澳門本身正正就是一個「口號社會」，對於澳門各方面的發展問題，政府以至社會各界都習慣於以一貫的「口號運作」模式回應「民間訴求」，甚麼建立陽光政府，甚麼走向產業多元云云。空喊口號便能從根本上杜絕官場上利益輸送的機會嗎？空喊口號不謀長遠的政策規劃便能實現產業多元嗎？不用多說，制度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良方！
註1："China reports fewer coal mine deaths in 2009," Reuters, February 14, 2010.
註2："Mining fatalities fall to all-time low in 2009," U.S. Department of Labor, Mine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註3："U.S. coal mining deaths: 199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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