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P.A.
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 (Copenhagen Climate Conference 2009) 結束前夕，不停聽到一些大家都不希望得到的消息，就是會議陷入僵局，表示這次會議的實際成效不大。原因是參與國各持己見、互相指責。美國說自己已經設定了最大的減排目標，決定不會再減少排放。另一方面，非洲國家覺得自己的意見未有被尊重、發展中國家批評發達國家對她們的氣候援助金額太少、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抱怨發達國家所提出的堅持對所有國家的減排措施進行監督、報導和確認的要求。原因是發達國家擔心就算發展中國家承諾了減排目標，他們也不一定做得到，因為他們在減排問題上欠缺透明度［其中一個例子是全球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這個國家是誰不言而喻］等等…以上這些不幸的消息都是大家所不願看到的。
以上的所有問題以至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之所以存在，歸根究底都是因為氣候暖化的情況愈來愈嚴峻，開始威脅到人類的生活。而對於這個問題經濟學家的看法又是什麼呢？
最近讀到一本非常有趣的書，書名為SuperFreakonomics，出自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Steven D. Levitt以及前紐約時代雜誌專欄作家Stephen J. Dubner的手筆。此書乃Freakonomics（台灣譯作蘋果橘子經濟學，內地譯作魔鬼經濟學）的續作。SuperFreakonomics的作者之一Steven Levitt，獲得2003年被經濟學界視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搖籃的克拉克獎 (John Bates Clark Medal，每兩年頒發給美國四十歲以下的優秀經濟學者)，亦是筆者論文指導教授Professor Ming-Jen Lin的博士班導師。在課堂上常常聽林老師說Steven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據林老師所述Steven在芝大的第三年就已經由助理教授升至正教授，此乃芝大第一人），三不五時都會發現身邊一些有趣的經濟學現象。筆者在Freakonomics中感受過一次，想不到在SuperFreakonomics又再一次享受到經濟學的無窮趣味。言歸正轉，為什麼要談SuperFreakonomics跟Steven呢？因為此書最後一章所談的正正是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的問題。
書中提到在經濟學的角度裡，造成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外部性 (externality) ──指人類的經濟行為所產生的部分利益／成本不是由自己得到／承擔。就好像你在家裡使用冰箱或冷氣的時候，你所付出的只是帳單上的電費，並沒有考慮到發電廠所噴出的廢氣、採煤工人在採煤過程中所付出的生命成本等［現在在中國每年大約有3,000人死於煤礦，你在付電費的時候有否想過你所付出的包不包括祖國同胞的生命呢？］。而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就是用稅收 (taxes) 來把你未負擔的成本加到你的電費單中，好讓你小心謹慎地使用電力，不要一進房間就打開冷氣並調到18度。這種方法稱為「外部效果內部化 (internalize the externality) 」。但可惜的是在氣候暖化的問題上這點很難做到，因為天曉得發電廠所噴出的黑煙對環境所造成的傷害值多少錢、一個人的生命值多少錢等等…所以根本沒有人知道稅收應定為多少，這實在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書中亦表示一般氣候科學家 (climate scientists) 都認為令地球氣溫持續上升的罪魁禍首是人類對溫室氣體的過度排放。但根據一些聯合國 (United Nations) 和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的報告，人類如何影響氣候暖化的途徑並不是非常清晰的，舉一個開車去市場買肉類的例子就一目了然。汽車無可否認地會排出溫室氣體，所以開車去市場買肉類的時候當然會損害環境，但大家又知不知道，原來牛以及一些反芻動物 (ruminants) 會排出一種叫甲烷 (methane) 的氣體，它對氣候暖化所作出的「貢獻」比汽車所排出的二氧化碳高二十五倍。報告又指出研究發現交通運輸所排放的污染物其實只佔以上這些動物所造成的污染的11%，其中貨車把肉類由生產者運送到零售商時所產生的污染只佔4%。所以氣候暖化到底是人類排放太多的二氧化碳？還是我們食牛肉太多？
沒有人知道以上問題的答案，因為科學家無法在這個問題上做實驗 (experiment) ──例如不准汽車在街上行駛，再來看當只有牛肉生產的時候全球溫度還有沒有上升。我們只可以看到二氧化碳和牛肉生產跟氣候暖化有高度相關 (high correlation)，但無法說出他們之間到底誰才是造成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因為就算我們真的可以不准汽車行駛，全球溫度也會受到雲量，天氣等的因素所影響。各國政府（大多數是已發展國家）就這樣在不清楚誰是真正凶手的情況下把全球暖化定為他們首要的解決目標。當全球暖化變成一個政治決策的時候，就永遠離不開經濟學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
人類減排後將來所得到的好處是否大於現在減排所付出的成本？顯然這次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結果告訴我們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就拿太陽能發電來做例子，其實太陽能接收器只可將12%接收得來的太陽能轉化為電力，可能隨著科技的進步，以上的百分比會逐漸增大，但問題是當我們在興建這些昂貴的太陽能發電站時，我們必須首先付出龐大的污染代價，因為在興建過程中所使用的電力必先會使溫室效應進一步惡化，所以當我們想使用一些對地球無害的能源時，我們必定要使氣候暖化的問題繼續惡化直至我們把全部的太陽能發電站都建好。Steven在書中提到這可能需要30到50年的時間。
而另一個成本方面的考量是有關發展中國家的。大家有否想過，減少排放對發達國家來說可能只是小事一樁［相對於發展中國家，因為她們減排的成本相對比較低］，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減少排放卻是一種奢侈品 (luxury goods) 甚至是對她們國民的一種剝削。因為要求發展中國家減排就等於要她們把巨大的經濟利益轉移到環境事業上，這樣做的話不但會令千千萬萬的貧困人民在煉獄裡待更久，還會使她們更遲才可以享受到第一世界人民的生活。到底是讓千萬生活已經很好的人在將來生活得更好［減排］的利益比較大還是讓千萬一直生活在煉獄裡的人趕快改善生活［繼續排放，讓經濟快速發展］的利益比較大呢［或是從另一個角度想，執行那一個的成本會比較低呢］？答案顯然是後者。
對於減排問題其實還存在一個很有名的經濟學現象「搭便車 (free-rider problem)」。試想想我為了後代 (descendant) 可以享受美好的將來願意付出龐大的成本去減少污染，但你卻不願意，搭我對全球暖化所作出的貢獻的便車，而且還使我的後代沒法得到美好的將來，那我還有什麼誘因 (incentive) 去減排呢？
總結以上種種，在經濟學，一個誘因主導 (incentive matter)，的世界裡，我們並沒有足夠［或者說不夠強］的誘因去進行減少排放的行為。所以一些環保支持者好像Al Gore (前美國副總統，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等人一直希望人類可以「大發慈悲」，從良心出發不要再過度排放污染物，而不從誘因結構 (incentive structure) 入手去改變人類行為，最後成績未收的結果是可預見的，筆者實感愛莫能助，只好說「只因經濟學未通也」。
最後要做的當然是一些制度性行銷，SuperFreakonomics的繁體中文版即將面世，而且該中文版是由林老師親自作序，此本好書當然是不容錯過。最後筆者衷心的希望大家可以從書中領略到經濟學的精髓與有趣的地方，將來用之社會，讓自己做一個精明的決策者 (wise decision maker)。
註：本文的主要參考為SuperFreakonomics，另加上筆者自己的見解。有關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報導只要隨便翻開任何中英文報章都可看到，故不在此附上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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